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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瓜——世间情意最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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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世间情意最无价

  【原文】

  投我以木瓜(1),

  报之以琼琚(2)。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

  报之以琼瑶(3)。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

  报之以琼玖(4)。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

  【注释】

  (1)投:投送。

  (2)琼:美玉。琚(jū)佩玉。

  (3)瑶:美玉。

  (4)玖(jiǔ):浅黑色的玉。

  【译文】

  你送给了我木瓜,

  我以美玉回报你。

  美玉不仅是回报,

  主要为了永相好。

  你送给了我木桃,

  我用美玉作回报。

  美玉不单是回报,

  主要为了永相好。

  你把木李送给我,

  我用美玉作回报。

  美玉不仅是回报,

  也是为了永相好。

  【赏析】

  古人云: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是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习惯和规矩。在一般的人际交往中就是如此。男女之间的交往中更是如此。在男女之间的交往中“投桃报李”,已不止是一般的礼节,而是一种礼仪。礼物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已经不重要了,象征的意义则更加突出,以显示两心相许,两情相悦。

  今天的我们似乎已经不太看重仪式了。其实,仪式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具有非常特殊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正如我们不能缺少阳光和空气一样。仪式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空洞的形式,它总与特定的意义相关联。男女之间的交往可以省去不必要的形式,但是却不能没有“投桃报李”的仪式。
《诗经·大雅·抑》中“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句子,后来演化出“投桃报李”这个成语,用来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与之相比,《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来的成语“投木报琼”,但是“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还是没有“投桃报李”那么高。可是如果因此就认为《抑》的传诵程度比《木瓜》要广,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首《木瓜》是现今传诵最广的《经》名篇之一。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来看,非常有特色。首先,诗中并没有运用《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并不是不能用四字句,但是作者却有意无意地用一种独特的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的时候易于达到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也就具有了重叠复沓的效果。“木瓜”、“木桃”、“木李”根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考证是同一属的植物,它们的差异大概和橘、柑、橙之间的差异一样。这样的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根据王维的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反复咏叹,这也是由《经》的音乐性与文学性所决定的。

  你赠给我水果,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其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的价值大得多,这也充分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所重视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而并不是单纯的物质的价值,因而回赠的东西和其价值的高低在这里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对人与人之间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的语义应当是:虽然你送给我的是木瓜(桃、李),而你的情意其实比琼琚(瑶、玖)还要珍贵;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也难以表达我心中对你的感激之情。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胸襟的高朗与开阔,已经完全没有了衡量厚薄轻重的心横亘在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视、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

  中国古代玉文化

  中国文化学意义上的玉,内涵比较宽泛。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性。凡是具有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按照这一标准,古人心目中的玉,不仅包括真玉(角闪石)还包括蛇纹石、绿松石、孔雀石、玛瑙、水晶、琥珀、红绿宝石等彩石玉。因此,在鉴赏古玉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用现代科学知识来甄别其优劣,还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

  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产玉国,不仅开采的历史非常悠久,而且玉石材料的分布地域也极其广泛,且蕴藏储量非常丰富。根据《山海经》的记载,中国产玉的地点有两百多处。经过数千年的开采利用,有的玉矿已经枯竭,但是一些著名的玉矿至今仍然在大量开采,为中国玉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尽的原料。中国最著名的产玉地点是新疆的和田。和田玉蕴量最富,色泽最艳,品质最优,价格最昂,是中国古代玉器原料的重要来源,历代皇室都爱用和田玉来制作工艺品。除了和田玉以外,甘肃的酒泉玉,陕西的蓝田玉,河南的独山玉和密县玉,辽宁的岫岩玉等,也是中国玉器的常用原料。

  中国加工制作玉器的历史源远流长,已经有七千年的辉煌历史了。七千年前,南方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用来装饰自己,美化生活,从此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辽河流域,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当时玉器的加工已经从制石行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了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出土的玉器,最为引人注目。

  良渚文化的玉器种类较多,典型的器形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以及成串的玉项饰等。良渚玉器以体大自居,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和均衡都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尤其是以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见长,特别是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也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最能反映良渚琢玉水平的是形式多样,数量众多,又使人感到非常神秘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

  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文化很少有呆板的方形玉器,而是以动物形的玉器和圆形的玉器为特色。典型的器形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红山文化的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即使是寥寥数刀,也可以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神似”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是以精巧见长。

  良渚、红山的古玉多出自大中型墓葬,由此可见,新石器时代的玉器除了祭天祀地,陪葬殓尸等几种用途以外,还有辟邪,象征着权力、财富、等级的作用。因此,中国的玉器一开始,就带有了神秘的色彩。

  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的第一个阶级社会。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涌现,传说逐步变为了现实,夏代文化正在不断地被揭示出来。夏代玉器的风格,应该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一点可以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特点,应该是夏代玉器。

  商代是我国第一个有书写文字的奴隶制国家。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

  商代早期玉器,琢制比较粗糙。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为代表,共出土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最令人叹服和最为成功的是,商代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圆雕作品,此外玉匠还运用双线并列的阴刻线条(俗称双勾线),有意识地将一条阳纹呈现在两条阴线中间,使阴阳线同时发挥刚劲有力的作用,而把整个图案变化得尽其妙。既消除了完全使用阴线的单调感,又增强了图案花纹线条的立体感。

  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时,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不像商代玉器那样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它可与当时地中海流域的希腊、罗马石雕艺术相媲美。

  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标榜自己的身份、地位和道德修养,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佩玉的制作特别发达。

  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为了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特性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也应运而生。由于玉独特的属性而被赋予了哲学思想,并被道德化;玉的形制,被加入阴阳的思想而走向宗教化;玉的尺度,则被赋以爵位等级的作用,被政治化。是当时礼学与玉器研究的高度理论概括。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

  秦代由于出土的秦玉寥寥可数。秦玉的艺术面貌还有赖于地下考古的新发现。

  汉代玉器继承了战国玉雕的精华,并且有所发展,从而奠定了中国玉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玉器可分为礼玉、葬玉、饰玉、陈设玉四大类,最能体现汉代玉器特色和雕琢工艺水平的,是葬玉和陈设玉。

  在中国玉器工艺发展史上,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高度发达的汉唐玉雕之间的一个低潮期,出土的玉器非常少,而且都具有汉代的遗韵,只有玉杯和玉盏算是创新的作品。这与当时风靡一时的佛教美术和陵墓石刻艺术极不相称。究其原委,当时不爱好琢玉,而是盛行吃玉。在神仙思想和道教炼丹术的影响下,觅玉、吃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玉亦仙药,但难得耳。” “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早期玉器的美术价值和礼仪观念,这时已消失殆尽。

  隋代的玉器琢磨精细,质地温润,光泽柔和,金玉互为衬托,富丽高雅。

  唐代的玉器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所见的玉器件件都是珍品,工艺极佳。唐代玉匠从绘画、雕塑及西域艺术中汲取艺术营养,琢磨出具有盛唐风格的玉器。

  公元960至1234年的274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裂时期。宋代虽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却是中国文化史和艺术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宋、辽、金既互相挞伐又互通贸易,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玉器艺术共同繁荣。宋徽宗赵佶的嗜玉成瘾,金石学的兴起,工笔绘画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写实主义和世俗化的倾向,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玉器的空前发展。宋、辽、金玉器实用装饰玉占重要地位,“礼”性大减,“玩”味大增,玉器更接近现实生活。南宋的玉荷叶杯,北宋的花形镂雕玉佩,女真、契丹的“春水玉”、“秋山玉”,都是代表这一时期琢玉水平的佳作。

  元代玉器延续了宋、金时期的艺术风格,采取起突的手法,其典型器物是渎山大玉海,随形施艺,海神兽畅游于惊涛骇浪之中,颇具元人雄健豪迈的气魄。

  明清时期是中国玉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其玉质之美,琢工之精,器形之丰,作品之多,使用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明清皇室都爱玉成风,乾隆皇帝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并试图从理论上为他爱玉如命寻找依据。这一时期民间玉肆十分兴隆,苏州专诸巷是明代的琢玉中心,“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

  明清玉器干姿百态,茶酒具盛行,仿古玉器层出不穷。炉、薰、瓶、鼎、簋仿古玉器,器型仿三代青铜彝器,而其纹饰则反映了玉匠独特的艺术见解。工艺上也是精益求精。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关系日臻密切,文人在书斋作画、书写,往往也用玉做洗、注、笔筒、墨床、镇纸、臂搁等文具,或以玉作陈设装饰。玉山子是清代特有的新式玉器,大禹治水图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玉山子。清代兼收西域痕都斯坦玉器的琢玉成就,琢制了一批胎薄如纸,轻巧隽秀的“番作”玉器。 明清玉器惜鉴绘画、雕刻、工艺的表现手法,汲取传统的阳线、阴线、平凸、隐起、起突、镂空、立体、俏色、烧古等多种琢玉工艺,融合贯通,综合应用,使其作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中国玉器经过七千年的持续发展,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经过历代统治者和鉴赏家的使用赏玩,经过礼学家的诠释美化,最后成为一种具有超自然力的物品,无所不能,无处不用玉,玉成了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在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自新石器时代绵延七千年经久不衰者,是玉器;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者,也是玉器。玉已深深地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礼俗之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工艺美术品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并打上了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价值的烙印,蒙上了一层使人难以揭开的神秘面纱。

  中国玉器在世界琢玉工艺史上占有绝对优势,中国既是产玉大国,又是琢玉大国。中国玉器在世界文化宝库中独树一帜,闪耀着迷人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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