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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孝标《王安石论》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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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孝标
  
  原文:
  
  王安石以新法佐宋神宗治天下,而是非相乘,卒至于乱。说者谓靖康、建炎之祸,皆由所为,故追论之,若其奸有浮于章惇、蔡京者。嘻,此士之论也。
  
  说者曰:祖宗之法,不当变也。夫祖宗之法,诚不当变。然宋之祖宗,与三代之君何如?以三代之法,不能无弊,而有忠、质、文之变。宋之祖宗,岂有万世不变之法哉?且庆历之初,杜、范诸公已有欲变之者矣。后此又数十年,弊当更甚。当时如吕正献、苏文忠辈,亦尝欲变之矣。向使安石能待其学之既成,而后出图天下之事,视其可变者变之,不可变者因之,有功则已不尸,无功则又集天下之公议,精思而熟讲之,安见变法之非至理哉?而惜其不能待,故无成也。呜呼,成败岂足论人哉!
  
  说者又曰:志太高也。夫以汉文帝、唐太宗为不足法,而望其君为尧、舜,诚高矣。夫人臣事君而不举其至高者以为责,岂忠乎?且尧、舜之政,亦未尝不可行也。天地所留,方策所布,神而明之责在后人。向使诸君子不以天下马安石一人之天下,而虚衷和气,相与于成,尧舜岂不可复见哉?乃安石以躁成其愤,而诸君子亦以愤成其偏。安石诚有罪于诸君子,而诸君子亦不能告无过于安石也。
  
  说者又曰:听用非人也。夫以当世元臣故老、正士贤人,皆环向而立,而无一人之助,小人遂乘其孤而阴用之,岂安石之心哉?程子曰:“新法之行,我辈有以激之。”洵定论也。
  
  然则宜何等乎?曰:安石有治天下之才,而未知治天下之道;虽有乱天下之迹,而实无乱天下之心。诸君子特以其据位之久,得君之专,而史意气高远,议论谲肆,虽竭天下之才智以攻之而不能摧,辩之而不能屈,故积其攻之辩之之气以出于正,而元祜之诛求;又积其不能摧不能屈之气以出于邪,而为绍圣之报复:宋之为宋不支矣。呜呼!此岂一人之罪哉!
  
  吾常见范增之事项籍,不用而愤惋以死,谓其弊在居家好奇计耳。霍光之受天任也,不学无术,后世讥之。夫计与术,皆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人以为奇,我以为常,乃善耳。术者,亦必本乎学也。苟无其学,斯无其术。安石虽非不学之流,而实有好奇之志,故亦适成其无术耳。然则安石者,乃范增、霍光之等也,若章惇、蔡京,小人之尤,岂其伦哉?
  
  吾不忍以安石之贤而见诬如此,故为一言。
  
  (清•方孝标《王安石论》,有删节)
  
  译文:
  
  王安石用新的政策辅佐宋神宗治理国家,可是赞成和反对的声浪交加,最终导致国家大乱。(后世的)评论者说靖康年(北宋灭亡)和建炎年(南宋初)国家的祸乱都是根源于王安石的变法所为,所以就追溯批评他,仿佛他的奸恶都超过了章惇和蔡京.咳!这是寡闻浅见者的说法呀。
  
  《易经》上说“潜藏于深潭的龙还不能发挥大的作用”,孔子解释说“它隐藏着而没有显现出来,可以做事但还不能做成功,因此在这样的阶段君子不会大有作为。”(代表君子品格的)“龙德”是喜欢有所作为的,但是不能成功就不可以去做,因为(勉强去做)就一定会做的过分。大概王安石的过失就是不成熟就硬去干,结果过犹不及。然而不能说王安石不是君子呀。
  
  批评他的人说:祖宗的法度不应当改变。
  
  祖宗的法度(如果好),确实不该改变。可是宋代的祖宗与夏商周三代的君主相比如何呢?即使是夏商周三代的法度,也不能没有弊病,夏代讲诚信,商代变为重质朴,周代再变为尚礼仪。(三代政治也有变化)宋代的祖宗难道会有万世不变法度吗?况且在宋仁宗庆历年之初,杜衍、范仲淹等先辈已经提到应该改变的地方了。在此以后又过了几十年,弊病一定比杜范那时更严重了,当时如(批评王安石变法的)吕公著、苏轼等人也曾想要做些改变。假使王安石能等到他学识完成然后出来谋划天下大事,看那些可以改变的地方就改变,还不能改变的地方就暂且照旧。有了成功自己不居功,不成功就聚集天下公道议论,精心思考并且反复说明,(如果这样)怎么见得变法不是最好的治国之道呢?遗憾的是他不能再等一等,所以他没有成功。
  
  批评者又说:王安石的志向太高了,(不切合实际)
  
  认为汉文帝和唐太宗不值得效法,而希望他的君主成为尧舜,志向确实高了。(可是)臣子侍奉皇上不举出最高的标准作为自己的责任,难道是忠臣吗?况且尧舜的政治(虽然难以达到)也并不是不可以实行的。(尧舜)在天地间所留下的辉煌的成就,在书籍中所记载传布的功勋业绩,而真正心领神会明白其妙处,责任在于后人。如果诸位君子不把天下看作是王安石一人的天下,而是虚心和气处事,共同把事情做成,尧舜之治难道不可以复见吗?可是王安石因为急躁而造成他们的愤怒,而诸位君子也因为愤怒而使得王安石更偏狭。王安石确实对诸位君子有罪过,可诸位君子也不能说对王安石没有罪过。
  
  批评者还说:王安石听信任用的不是正当的人。
  
  因为当时的朝中的重臣老臣、社会的正人贤才,都远离退后,没有一个人上去协助王安石,小人于是趁着他孤立无援的机会就暗地里被任用了,这难道是王安石的本意吗?程子说:“新法的实行,有我们这些人刺激的原因。”这话确实是说得很中肯。
  
  既然如此,那么应该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呢?
  
  我认为:王安石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可是他不知道治理天下的根本理念;他看起来虽然有搞乱天下的行事,可是确实不是出于搞乱天下的本心。诸位君子只是因为他占据权位的时间长,还得到皇上的专一信任,又加上他本人意态风度超凡,议论风发奇特,即使竭尽天下的所有才智来攻击他也不能摧毁他,来与他辩论也不能使他屈服。所以聚积起攻击他和批驳他的那些义愤,出于正人君子,就成为元祐年(对新法的)批评和否定;又一方面聚积起不能被摧毁和被屈服的气力出于邪恶小人,就成为绍圣年(对旧党的)报复:宋朝作为一个朝代就支持不下去了。呜呼,这难道是一个人的罪过吗?
  
  我曾经看到范增辅佐项羽,因为不被信用而愤恨死去,我认为范增的问题在于(史书上记载的)他在家里的时候专门喜欢奇特的诡计。霍光身受朝廷的大任,却不学无术,被后人讥讽。奇计与权术,都是不得已而用的东西。(对计谋来说)别人认为是奇特,而我出自平常,这样的计谋才是好的计谋.如果每个计谋都追求出奇,怎么能有成功呢?至于说到成熟的治国之道,只在于没有欺骗,偶尔出于权术。(即使如此)权术也是出自于真才实学的。如果没有那样的学识,也就不会有那样的权术。王安石虽然不是不学无术的人,可是确实有追求奇功的想法,所以也就恰好造成他没有治国之术了。虽然如此,王安石乃是范增、霍光一类的历史人物,像章惇、蔡京,只是小人中最差的人,怎么会是王安石的同类呢?
  
  我不忍心看着凭王安石的贤才而被人们如此诬蔑,所以写了上面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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