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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勰简介【点击数:



(一) 定林俗客

刘勰,字彦和,大约生于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其祖父刘灵真,除了《梁书·刘勰传》提到“宋司空秀之弟也”以外,不见于史传记载。刘秀之乃是宋代司空,官位仅次于丞相;如此说来,刘勰的家世是颇为显赫的。但不少研究者以为,《梁书·刘勰传》的这句话实不可信;刘氏虽是东莞望族,但刘灵真这一系已属旁支远族了。据王元化先生的考证,“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1。
六朝时期,士庶之别犹天壤之隔。即使你有满腹经纶,即使你才华出众,一旦出身庶族寒门,也就几乎进身无望了;而血统高贵者,他们生来就是做官的,以至于平流进醛坐至公卿。这就是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所谓“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晋书·王沈传》),也就是西晋著名诗人左思在其《咏史》中所痛斥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不过,虽然整个六朝时期士庶区别的大势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还是有所不同的。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便以平民身份而靠军功起家,因此刘勰出生的时代应该就是士庶区别有所缓和的时期。也许正因如此,就在刘勰出生前后,他的父亲刘尚开始步入仕途。至刘勰五岁左右,也就是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前后,刘尚升任越骑校尉一职。越骑校尉乃是汉代所设置的五校尉之一,位列七班,选中者皆以其才力超越;刘尚得以升任中级官吏,这对刘勰的童年是有影响的。另外,宋明帝于泰始六年(470)设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并设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同时“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南史·宋本纪下》),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也会影响到刘尚对幼年刘勰的教育。
刘勰七岁之时,做了一个对其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美梦。他梦见了一片五彩祥云,犹如锦缎般美丽,便“攀而采之”(《文心雕龙·序志》2)。显然,刘勰之有如此吉祥的美梦,正以上述背景作基础;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见,他所受的家庭教育,正是儒家的建功立业思想。然而,美梦总是很少会成为现实的。据牟世金先生考证,宋后废帝元徽二年(474),刘尚在一次保卫首都建康的战斗中战死,刘勰时年八岁3。这一打击无疑是灾难性的。《梁书·刘勰传》说“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可见其父亲的早逝对刘勰的一生产生了何等重要的影响。
从父亲去世到二十岁左右,刘勰在发愤读书中度过了自己从少年至青年的这段时光。479年4月,宋顺帝被迫禅位于萧道成,是为齐高帝,历史进入了齐代。萧道成十三岁受业于著名儒士雷次宗,研究《礼》及《左氏春秋》。因此他即位以后,便重用长于经礼的王俭,自此君臣唱和,儒学大振。建元四年(482)正月,齐高帝设立国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南齐书·高帝纪下》),崇儒重学之风吹遍江左士林。是年三月,齐高帝萧道成卒,太子萧赜继位,是为齐武帝。他更是承继高帝之风,对儒学之兴推波助澜。他不仅仍重用王俭,而且优礼有加。上行下效,一时形成所谓“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南齐书·刘瓛陆澄传论》)的盛况。当此之际,少年刘勰所受到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萧齐政权在弘扬儒学的同时,对佛教亦极为重视。齐武帝萧赜刚刚即位之时,皇太子萧长懋便将当时大乘佛学之名僧集中于宝地禁苑“玄圃园”安居,表现了对佛教的顶礼膜拜。齐武帝即位的第二年(永明元年,483),被封为竟陵王不久的萧子良更召集名僧,开设讲坛;佛徒高僧济济一堂,形成沈约所谓的“旷代之盛事”(《为齐竟陵王发讲疏》)。萧长懋还以皇太子之尊,萧子良则以竟陵王之贵,拜定林寺僧柔及僧远等人为师;其敬重佛徒,可谓顶礼膜拜。这对刘勰的一生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永明四年(486)前后,也就是在刘勰二十岁左右,他的母亲又去世了。此后,在刘勰为母亲守孝的三年时间里,齐竟陵王萧子良大开西邸,招集儒、佛和文学之士会聚鸡笼山,抄五经百家,编《四部要略》,讲梵语佛法,造经呗新声,所谓“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南齐书·竟陵王萧子良传》)。西邸盛会不仅把崇儒重佛之风再次推向高潮,而且亦使永明文学盛极一时。萧子良门下,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瑭范云、任昉、陆倕等“八友”,或品味山水神韵,或探讨声律对仗,或讲究用事敷陈,或推敲丽辞雅义,酒游宴,音声唱和,崇文之风,弥漫江左。
可以想见,居丧中的刘勰必然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时风的变化。《文心雕龙》中强调“贵乎时”(《才略》),这是刘勰从世事的浮沉、家庭的变故中所得到的深刻体验。对于他这样一个出身庶族寒门而又无依无靠的人来说,要想取得进身之阶,洞察时世、抓住机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离开时代的大江大河,自己的涓滴之水是很快就会干涸的。然则,时风是什么呢?可以说,佛学与文学的并行不悖正是刘勰所处的时代氛围。佛教与文学原本关系不大,然而皇亲国戚之道俗相兼,尤其是竟陵王萧子良的推波助澜,使得佛教与文学相得益彰了。
永明八年(490)前后,刘勰来到了京师,举步踏入钟山名刹定林寺。千载悠悠,我们今天无从揣测刘勰当时的心情;但举目无亲而逼入佛门的无奈,是可以想见的。不过,这却绝非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感情冲动之举。在上述崇儒重佛的文化思想背景之下,在佛学与文学并行不悖的时代氛围之中,无所依傍的刘勰决定进入佛门,正可以视作一举多得的“贵乎时”的行为。这不仅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更重要的是为进一步学习提供了条件。同时,从此便可安居京师之地以“待时而动”(《程器》)了。
《梁书·刘勰传》是这样记载的:“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所藏,勰所定也。”这句简单的“积十余年”,意味着刘勰几乎全部的青春时光都是在定林寺度过的;而沙门僧祐则成为这一时期刘勰生活中关系最为密切的人。僧祐俗姓俞,生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祖籍彭城下邳(今徐州邳县),生于建业(今南京)。幼儿时期,父母带其入建初寺礼拜,便表现出对佛教的浓厚兴趣,竟至不肯回家。父母只好从其所愿,任其出家入寺,奉僧范为师。父母本以其年幼任性,未必真心向佛,所以当他十四岁以后,便私下里为其订下婚事。谁知当他知道以后,便逃到定林寺,投靠法师法达。法达乃是定林寺创建者昙摩密多的弟子,其“戒德精严,为法门栋梁”(《高僧传·僧祐传》)。僧祐竭诚奉事法达,更加执操坚明,其家庭亦莫可奈何了。年满具戒以后,僧祐又受业于律学名匠法颖,随侍尽心二十余年,“竭思钻求,无懈昏晓,遂大精律部,有迈先哲”(同上),成为佛家律学名僧。法颖去世后,正值竟陵王萧子良倡隆佛法之时,僧祐自然经常被请去讲律,听众常达七、八百人之多。
显然,刘勰跟随僧祐十余年,所受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比如,《梁书·刘勰传》说刘勰“家贫不婚娶”,其实“家贫”可能只是原因之一,而僧祐的影响也是存在的。杨明照先生曾指出:“然则舍人之不婚娶者,必别有故,一言以蔽之,曰信佛。”4,这是颇有道理的。不过,从刘勰居于定林寺十余年却并未出家来看,虽其“信佛”之心固然不假,却未必仅仅因为一般的“信佛”而“不婚娶”,倒是与之朝夕相处的大德高僧僧祐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
永明十一年(493)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刘勰作为僧祐的得力助手,以主要精力帮助整理佛经。厘定文献,区别部类,造立经藏,撰制经录,“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竞晷”(僧祐《法集总目序》),其中艰辛自不待言,却也使刘勰“博通经论”,成为佛学的专家。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一篇重要的佛学论文《灭惑论》。
齐明帝建武五年(498)前后,已逾而立之年的刘勰又做了一个美梦。他梦见自己手捧红色的祭器,跟随孔子向南走。梦醒以后,他感到非常高兴。遥想夫子当年,尚且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而今,他老人家竟然托梦于自己这个无名小卒,这难道不是重任在肩吗?

(二) 搦笔论文

刘勰身居佛寺而梦随孔子,这与其居于佛寺十余年却并未出家一样,既是时代风气使然,也是他个人人生理想的必然。他在《序志》篇中,袒露了自己的心。他说:
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古人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淮南子·齐俗》)在这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的宇宙中,有黎民百姓,也有达官贵人;而真正能够出类拔萃者,靠的是聪明才智。可是,岁月如白驹过隙,时光一闪即逝,人的身体连同其智慧也是不能久居的。古代的隐者说:“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然而,相对于浩渺的宇宙而言,人又能“心意自得”几年呢?所以,要把声名永播,想让事业长存,看来只有依靠写作,将自己的作品留在世上了。刘勰说,人类的形貌取法于天地,人类的本性来自于“五行”(水火木金土),人的耳目可比日月,人的声气有似风雷,人类超过了天地之间的万物,人类乃是宇宙之精灵、天地之中心。可是,人的肉体比之草木又能坚硬多少呢?“人生寄一世,奄乎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古十九首》),真正可比金石而流传久远的,只有名声了。大概正是这个原因,所以古人说,君子之处世,“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对刘勰来说,“立功”一途遥不可及,也就只有著书立说而“树德建言”了。
所以,刘勰身居佛寺却与孔夫子心灵相通,良有以也。至于著书立说的具体方向,刘勰也有自己的考虑。《序志》有云:
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刘勰说,要阐明圣人的思想,最好的途径当然是给经书作注解,但是东汉的马融、郑玄等大儒已经作了精深的阐述,自己即使在某些方面仍有一些深入的见解,也难以自成一家了。然而,考察文章的作用,其作为经书的辅佐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祭祀、丧吊,还是朝觐、阅军,抑或婚嫁、冠礼,各种仪节都要靠文章来完成;国家的政治、教化、礼乐、军事、刑法、经济等等一切政务,无不靠文章来实施;至于君臣之间的沟通,军国大事的阐明,当然更离不开文章了。刘勰以为,产生如此广泛而重要的作用的各类文章,无不来源于儒家经典;正是儒家经典为后世文章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也为后世文章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任凭文苑笔场百家腾跃,无论翰林华国诸子驰骛,终究跳不出儒家经典的圈子。所以,“论文”一途同样可以通向儒家经典,也就可以完成孔夫子的重托了。
其实,所谓“敷赞圣旨,莫若注经”固然不假,但刘勰不走“注经”之路,却未必真的完全因为马融、郑玄等人“弘之已精”。虽然此时仍然重视儒学,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而儒学和佛学的交融统一、佛学和文章的相得益彰,以及文章本身的繁荣发展,才是时代的潮流。尤其是永明文学之盛给刘勰的薰陶和启迪,实在使他不能不去“论文”。更重要的是,以孔子之托而有“论文”之必要,乃属当务之急;这便是所谓“去圣久远,文体解散”,也就是近世文章的发展由于离开圣人越来越远,因此文章的体制逐渐败坏,以至于有“文将不文”的危险。简而言之,那就是诗写得不像,赋写得不像赋……总之是失去了文章的规范。结果也就出现了刘勰所深感忧虑的文风:一味追新逐奇,崇尚浮浅怪异的语言;过分注重藻的修饰,就像在已经装饰过的华丽的羽毛上再加文饰,又如在本不需要修饰的腰带和佩巾上再绣以花纹,忘记了其本来的面目和用处,有似买椟还珠,仿佛秦伯嫁女;从而也就离开了文章的根本,而走上文体错讹、辞采泛滥的道路。也就是说,一方面是文章写作的繁荣发达,另一方面是创作方向的误入歧途;作为“经典枝条”,如果不对其进行修整而任凭自然生长,后果何堪设想?这正是孔子之所以“乃小子之垂梦欤”(《序志》)的原因。以此而论,则所谓“论文”,不仅事出有因而势在必行,甚至比“注经”更为重要了。
根据牟世金先生比较精确的推断,从建武五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三月5,刘勰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以大约四载的光阴,全力结撰自己的论文之作。精研儒家经典之义理,深究佛门玄谈之论辩;标举文章写作之准的,探索知音赏鉴之奥秘。骚赋颂,有韵之文搜罗殆尽;章表奏记,无韵之笔囊括不遗。深入艺术构思之过程,辨别艺术风格之雅俗;明确文学的时代理想,概括文学的本质特征。纵观文学发展之道路,体察文学自然之关系;总结比兴夸饰之方法,规范融汇剪裁之手段。篇章字句,安排推敲精雕细刻;音韵声律,和谐流畅婉转自然。有时含笔腐毫苦虑劳情,有时援牍口诵文思泉涌;有时情饶歧路纷杂难断,有时敏在虑前应机可决。春花伴精推荣枯,秋月共细思圆缺;雨打寺门迟迟闭,雪落禅径踽踽行。星汉灿烂之永夜,常思五彩祥云之梦;赤日炎炎之长天,恒记夫子仲尼之托。暮鼓晨钟里奋笔疾书,青灯黄卷前戛戛独造;道不尽伏案抽思之苦,说不完建言寄情之乐。
呕心沥血四个春秋,刘勰在定林禅寺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光辉夺目的一章,并为这一精彩的华章定下一个动听千古的美名:《文心雕龙》。

(三) 逢其知音

《文心雕龙》书成之时,正值齐梁禅代之际。502年3月,齐和帝禅位;4月,萧衍即帝位,是为梁武帝,改元天监。无论谁做皇帝,定林寺的暮鼓晨钟都会照例敲响;但对刘勰而言,心情有所不同。他已身居定林十余载,却一直是白衣之身;既不愿出家为僧,则长此以往又怎能甘心呢?回首悠悠岁月,已历宋、齐、梁三朝;屈指青春年华,则近不惑之年。其人生之路通向何方,已是摆在面前的迫切问题。
可以想见,望着用心血铸成的《文心雕龙》,刘勰没有如释重负之感。他发愤写作此书,当然是秉承儒家圣人之大道,为文章的写作确立千古不易的法则,为文学的发展找到纵辔远行的通衢;然而,他同样期望这部书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新的开端,而不是像司马迁那样准备“藏之名山”(《报任安书》)。可是,以自己无名小辈,又久居寺门之内,纵有旷世惊人之作,又怎能得到时人之肯定和承认呢?刘勰想到了沈约,一个历仕宋、齐、梁三朝并成为当朝权贵、而又身兼文坛领袖的人。
沈约,字休文,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其先世乃东吴世家大族。祖父沈林子曾为刘宋开国君主刘裕的参军、征虏将军,刘裕即位后,封其为汉寿县伯,迁辅国将军。沈约的父亲沈璞,文帝时官至宣威将军、盱眙太守,并以防魏有功,转淮南太守。宋文帝死后,王朝内乱,刘骏起兵夺得政权;由于沈璞未能及时响应,被宋孝武帝刘骏所杀。时年十三岁的沈约四处潜逃,后遇大赦,幸免于难。
沈约从小便“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梁书·沈约传》),他的母亲恐其劳累过度而生病,不得不经常减少其灯油或灭掉其灯烛。正是由于他的苦读,使其博览群籍,精研文史,“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宋书·自序》)。宋明帝泰始元年(465),二十五岁的沈约起家奉朝请,并为尚书右仆射蔡兴宗赏识;两年后,蔡出为安西将军、郢州刺史,便引沈约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泰始五年(469),蔡升任征西将军、荆州刺史,又以沈约为征西记室参军等职。刘宋末年,沈约入朝为尚书度之郎。
齐高帝建元元年(479),三十九岁的沈约被任命为征虏将军、南郡王萧长懋的记室。建元四年(482),齐武帝萧赜即位,立萧长懋为太子,沈约被任命为步兵校尉,掌管东宫书记,受到太子的特别看重。后迁太子家令,兼著作郎。永明年间,沈约还受到竟陵王萧子良的赏识,为其门下“八友”之一。永明八年(490)以后,沈约迁中书郎、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以及御史中丞等职。齐郁林王隆昌元年(494),竟陵王萧子良辅政,五十四岁的沈约升任吏部郎。萧子良不久病死,沈约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齐明帝即位以后,沈约进号辅国将军。建武二年(495),五十五岁的沈约被征为五兵尚书,两年后迁国子祭酒。明帝死后,沈约以母亲年老为由辞官,改授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南清河太守。
齐和帝中兴元年(501),曾为“竟陵八友”之一的雍州刺史萧衍带兵攻入建康,不久便召集六十一岁的西邸旧友沈约,引为骠骑将军司马、左卫将军。沈约趁机劝萧衍代齐而立,言之殷殷,深得萧衍欢心,以约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兼右仆射,成为帮助萧衍成就帝业的功臣。梁武帝受禅,以沈约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
刘勰之想到沈约,除了以其当朝勋贵的特殊地位,还因为沈约更是一代辞宗,是齐梁文坛的领袖。他重视声律在诗歌创作上的重要作用,与谢朓等人创立了永明新体诗,推动永明文学盛极一时。其五言清怨和谐,意境独到,骨采完备,精拔可读。更重要的是,沈约以官场浮沉数十载、阅尽人间冷与暖的通达,加之对文学本身的精通,对文坛新人奖掖有加、不吝提拔;其谦谦儒风,受到文人学子的敬重与爱戴。凡此种种,使得刘勰把希望寄托在了沈约的身上,希望自己的《文心雕龙》能得到沈约的青睐;那怕只言片语的品评,只要略予褒奖,也就不至使自己的半世心血付诸东流了。
但是,一个颇为简单却又十分困难的问题是,怎样使《文心雕龙》到达沈约的手中呢?《梁书·刘勰传》是这样记载的:“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千载之下看来,这实在是颇富戏剧性也颇有喜剧性的一幕;然而不难想见,刘勰迈出这一步,需要多大的勇气,又要承受多少痛苦的折磨!这不禁令人想起颇为相似的一幅历史画面:三国曹魏时期,著名书法家钟繇之子钟会撰成论才性同异的《四本论》,自己颇为看重,欲取定于当时名士嵇康,于是便怀揣书稿来到嵇康宅外。徘徊有时,终于没有勇气敲门,便从门外抛至嵇康家中,急急忙忙逃走了。显然,以彦和当时之状况,尚难比钟会;以沈约当时之隆达,则远超嵇康。王公侯门深似海,即使想如钟会那样抛至其家,也是难以办到的。不过,刘勰不是叶公好龙之辈,他迈出了一般人难以迈出的一步。也许正是意识到这一历史时刻的重要性,惜墨如金的《梁书·刘勰传》作了较为详细而生动的上述记载。
当然,《梁书·刘勰传》之所以详细记述,也许还在于这件事情的结果。其云:“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沈约无愧为一代文坛领袖。其“便命取读”的态度固然显示了他的贵而无骄,其“大重之”的激赏固然再次证明了他奖掖后进之无私,其“深得文理”的评价固然说明了他的目光深邃,而其“常陈诸几案”的举动则更属难能可贵。

(四) 奉时骋绩

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前后,三十七岁左右的刘勰“起家奉朝请”(《梁书·刘勰传》)。“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既不为官,亦无职任;但既已“奉朝请”,则正式踏上仕途便指日可待。如上所述,沈约也正是自“奉朝请”开始其漫长的仕宦生涯的。对刘勰来说,直至进入人生之中年方得“奉朝请”,其人生的青鸟确乎是姗姗来迟了。不过,以庶族寒门的身世,其父亲又战死而无功,加之久居佛门十数载,自然与出身世家大族的沈约是难以比拟的。按照梁代的官制,“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梁书·武帝纪》),势族高门年纪轻轻便可踏入仕途,庶族之人只有年过三十方得“试吏”,所谓“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左思《咏史》),又奈其何!以此观之,则彦和纵然年近不惑才开始步入仕途,亦算颇为幸运了。
天监三年(504),刘勰终于正式踏上仕途。是年正月,梁武帝之弟,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进号中军将军;其开府置佐,网罗幕僚,刘勰有幸成为他的记室。萧宏对定林寺并不陌生,他对僧祐更是“尽师资之敬”(《高僧传·僧祐传》);刘勰既已“起家奉朝请”,且具文学才华,则引之为记室,可谓顺理成章。记室之位虽然不高,然其专掌文翰,职务乃是颇为重要的。正因如此,记室之人的选择相当严格。先后在萧宏幕府中任记室之职者,有王僧孺、殷芸、刘昭、丘迟、刘沼等人,或出身势族高门,根基深厚;或励精勤学,博洽群籍;或文章名世,工能赋;或少有奇才,为世所重:皆为一时之雪因此,刘勰一入仕途便成为萧宏府中记室而居枢要之职,亦可谓幸运之至了。
天监四年(505)十月,梁武帝大举攻魏,命令王公以下各出租谷以助军饷,以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为帅,都督北伐军事。征讨北魏期间,以丘迟为咨议参军并兼记室,刘勰转为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参军。
夏侯详乃齐朝勋贵,入梁以后,征为侍中、车骑将军,论功封宁都县侯,邑二千户,恳辞不受。天监三年,迁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将军、湘州刺史。其为官有道,深为湘州百姓所称颂。刘勰改任夏侯详的仓曹参军,其职位与记室略同,都是公府十八曹参军之一,职掌仓帐出入等务。刘勰之改任,显然并非职务的升迁,不过以初入官场的无名小辈,不宜参加征魏之大举,亦在情理之中。而夏侯详德高望重,其车骑将军之位亦高于中军将军,这对刘勰而言,自然是值得欣慰的。
天监六年(507)六月,夏侯详被征为侍中、右光禄大夫,刘勰亦离开仓曹之职,出为太末(今浙江龙游)令,走上治理一方的为官之路。《梁书·刘勰传》特地记载了刘勰治理太末令的结果:“政有清绩。”文字可谓简略之至,但作为父母官,没有比为官的清明和清廉更重要的了;那么,刘勰之颇有治事之才也就可想而知了。
按照齐梁官制,“莅民之职,一以小满为限。其有声绩克举,厚加甄异;理务无庸,随时代黜”(《南齐书·武帝纪》)。所谓“小满”,《南史》有云:“晋宋旧制,宰人之官,以六年为限,近世以六年过久,又以三周为期,谓之小满。”(《恩幸传·吕文显传》)那么,刘勰任太末令三年期满以后,或以“声绩克举”而被“厚加甄异”,或以官声平庸而被罢黜。事实是,天监十年(511)正月,刘勰被任命为仁威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兼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
萧绩乃梁武帝第四子,天监七年(508),封南康郡王,邑二千户;天监十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南徐州刺史,进号仁威将军。萧绩时年只有七岁,且其仁威将军之号位列十六班(以班多者为贵),而刘勰先后做过中军将军萧宏的记室、车骑将军夏侯详的仓曹参军(中军将军和车骑将军分别位列二十三班、二十四班),因此若论职位,似乎是谈不上升迁的。然而,萧绩乃梁武帝之子,自幼聪警异常,梁武帝爱之有加;所以简拔刘勰为其记室,乃是莫大的优渥。更为重要的是,刘勰同时成为东宫之主、太子萧统的通事舍人,则其受到梁武帝的信任,是显然可见的。若以职位而论,东宫通事舍人之职位列末班,官品固低;但东宫官属的选拔,或以出身世家大族而声名清要,或以才华出色而众望所归,其严格谨慎,是一般职位所不能比拟的。以彦和庶族寒门之身世,若无“深得文理”之名以及“政有清绩”之声,大概是不会有此殊荣的。
萧统生于齐和帝中兴元年(501)九月,乃梁武帝长子。当时萧衍已近不惑之年,喜得贵子,甚为宠爱;登基不久,便立为皇太子,其时萧统不到两岁。萧统生而聪慧,三岁开始读《孝经》和《论语》,五岁已遍读“五经”,且完全能够背诵。六岁时出居东宫。天监八年(509)九月,九岁的萧统在寿安殿讲《孝经》,已完全理解全书之义。
刘勰兼任执掌呈奏案章的东宫通事舍人之时,萧统年十一岁。第二年,十二岁的萧统便开始学习判案,可以斟酌案情并签署意见,得到梁武帝的嘉许。天监十四年(515)正月初一,梁武帝在太极殿为十五岁的萧统举行了加冠礼。据称萧统容貌端庄,举止适度;读书数行并下,过目不忘。每遇游宴,必赋诗助兴,常至十数韵,且略加思索,便可一挥而就,无所更易。梁武帝亦有意练其治事之才,每日文武百官之奏疏,皆令萧统辨置可否;而萧统生性宽厚仁和,颇有容人之度,所以每遇奏疏谬误或有敷衍塞责者,并不严予弹劾,而是示其可否而令其改正而已。对于富有才华的文人,萧统更是赏爱有加。或讨论篇籍,或商榷古今,或谈佛论道,或著文赋;一时间,东宫之内可谓文士毕集,名才咸至,盛况空前。
关于刘勰和萧统的关系,《梁书·刘勰传》只有这样一句话:“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刘勰以知天命之年而奉事萧统,且有“深得文理”的《文心雕龙》名世,其深得“爱接”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不少研究者也有这样一个疑问:所谓“昭明太子好文学”决非虚言,不仅他为后世留下的一部《文雪可以作证,而且其“爱接”文士的种种具体情况,史书亦多有记载(牟世金先生《刘勰年谱汇考》便列举《梁书》诸多事例);何以身为他的通事舍人的刘勰,除了一句泛泛的“深爱接之”,就再也找不到其他有关的记述了呢?
据笔者的揣测,萧统以对“文学”的爱好而对刘勰青眼有加,彦和本人却未必引以为幸事。文章之于刘勰,固然是立身之本,甚至可以说,没有呕心沥血的《文心雕龙》,就不会有他的仕途生涯;然而,所谓“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所谓“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程器》),刘勰的人生目标决非只是一个文人;其所以跻身仕途,也决非以一个御用文人为满足。正是在这里,萧统与刘勰就有了巨大的差异。以太子之位,天下迟早运于掌上,军国大政反而变成平常之事;对文学的爱好和重视,既是题中应有之义,更属锦上添花,自然无可非议。而对刘勰来说,如果仅仅以“文学”而受到太子的“爱接”,随其游宴雅集,随其制韵赋,或者为其《文雪的编纂出谋划策,从而混同东宫众多的文士,那么,离其人生目标可就相去远矣!
事实也证明,刘勰考虑的问题并非文学之事。《梁书·刘勰传》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时七庙飨荐已用疏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天监十六年(517)四月,隆佛正盛的梁武帝曾下诏,要求天子宗庙的祭祀品不能再用牺牲(家畜),因其“无益至诚,有累冥道”(《隋书·礼仪志》),与佛家不杀生之旨不合;至十月,梁武帝再次下诏,因为宗庙祭祀虽已不再用牺牲,但还有干肉一类的东西,诏书要求改用疏果。这就是所谓“时七庙飨荐已用疏果”。不过,梁武帝的两次下诏,皆引起“公卿异议,朝野喧嚣”(《南史·梁本纪上》),甚至有不服从诏命者;而祭祀天地社稷之神的郊社之祀,仍然使用牺牲。这便是刘勰上表的用意了,他认为既然天子七庙之祭祀已经改用疏果,二郊农社之祭祀亦当与七庙相同。
显然,刘勰的表奏是符合梁武帝之意的。天监十七年(518),五十二岁的刘勰升迁步兵校尉,仍兼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职掌东宫警卫,位列六品;较之属于九品的通事舍人,无疑是连升三级了。历任此职者,皆士林名流,则刘勰之迁任,既为荣升,更是殊遇。所以此时的刘勰,可谓一生中最为幸运和辉煌的时期了。

(五) 遁入空门

命运之神有时的确是很会捉弄人的。当刘勰苦苦奋斗、孜孜以求数十载,终于看到希望的曙光之时,这扇希望的大门却又缓缓关闭了。天监十八年(519)四月,梁武帝于无碍殿亲受佛戒,法名冠达,从而掀起崇佛的高潮,刘勰亦接到诏令:解除步兵校尉之职,与慧震和尚一起,回定林寺编纂经藏。
其实,正值梁武帝隆佛之时,把编集经藏的任务交给刘勰,算得上信任之举。而且,此时僧祐去世不久,令刘勰回到定林寺整理佛经,也是合乎情理之事。然而,这对升任步兵校尉之职刚满一年的刘勰来说,不能不说是相当残酷的。
可以想见,回归定林之路是漫长而又无可奈何的。遥想三十年前,当刘勰初次踏上定林寺的石阶时,虽同样是无可奈何,甚至是走投无路,但并没有失去希望;他身居佛寺十几年却并未剃度出家,正是坚信总有一天会走出定林寺,走上辅时报国的人生通衢。事实也是,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他最终走出了定林寺,以庶族孤儿的身世踏上了仕途。未曾料到的是,三十年后竟重返定林禅寺!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望着定林寺熟悉的僧房,刘勰又当作何感想呢?
对刘勰来说,整理、编订经藏的任务可谓轻车熟路,用不了太长的时间。但是完成任务以后呢?细思萧梁王朝对他的态度,刘勰不能不感到与其希望实在是相去甚远。太子萧统的“爱接”有加当然并非虚情,然而如上所述,在太子的眼中,刘勰似乎只是一个文人;或者说,其文士的身份更令萧统感兴趣;太子优礼以待者,正因其文才。与太子一起谈文论,甚至助其编辑《文雪,当然也是一些文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却决非彦和所愿。梁武帝对他的注意似乎与萧统有所不同,但也显然并未着眼军国大政而予以安排任用。也许以其庶族寒门的身世,永远难成负重远行的栋梁之材;也许以其居于佛寺十数载而长于佛理之名吸引了梁武帝。无论如何,在隆佛至极的梁武帝的心目中,东宫步兵校尉之职是远不如整理佛经重要的,这就是刘勰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从熙熙攘攘的俗世再次沉潜佛国,我们难以揣度刘勰的心境发生了怎样的巨大变化,但这种变化显然是存在的。他也许终于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佛,理解了人们为什么要出家,理解了那永不疲倦的暮鼓晨钟的真正含义。他也许有一种终于参透世事的大彻大悟,但不知他是否会有觉今是而昨非的痛悔?所谓“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程器》),看来“纬军国”、“任栋梁”的“奉时骋绩”之梦是不可能最终实现了,然而“独善其身”之路,却似乎不只是“垂文”一条啊!
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完成整理佛经任务之后的刘勰上表“启求出家”(《梁书·刘勰传》)。他先用火烧掉了两鬓之发,以表明自己出家之念已不可动药其实,梁武帝自己都能“舍身事佛”,何况他人?刘勰终于穿上缁衣,改名慧地,皈依佛门……
普通三年(522),五十六岁的刘勰在出家不到一年后辞别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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