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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斯同先生传

  〔清〕钱大昕

  【原文】

  万先生斯同字季野,鄞人。高祖表,明都督同知。父泰,明崇祯丙子举人,鼎革后以经史分授诸子,各名一家。先生其少子也,生而异敏,读书过目不忘。八岁在客坐中背诵扬子《法言》,终篇不失一字。年十四五取家所藏书遍读之,皆得其大意。余姚黄太冲寓甬上,先生与兄斯大皆师事之,得闻蕺山刘氏之学,以慎独为主、以圣贤为必可及。是时甬上有五经会,先生年最少,遇有疑义,辄片言析之。束发未尝为时文,专意古学,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启实录皆能闇诵。尚书徐公乾学闻其名招致之,其撰《读礼通考》,先生予参定焉。

  会诏修《明史》,大学士徐公元文为总裁,欲荐入史局,先生力辞,乃延主其家,以刊修委之。元文罢,继之者大学士张公玉书、陈公廷敬、尚书王公鸿绪,皆延请先生有加礼。先生素以明史自任,又病唐以后设局分修之失,尝曰:“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言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匽湢,继而知其蓄产礼俗,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贤愚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所者,唯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而不明耳。”又曰:“史之难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暗昧而不明,由无迁、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言语可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读而详识之。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它书证之,它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谓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

  建文一朝无实录,野史因有逊国出亡之说,后人多信之,先生直断之曰:“紫禁城无水关,无可出之理,鬼门亦无其地。《成祖实录》称:‘建文阖宫自焚,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所谓中使者,乃成祖之内监也,安肯以后尸诳其主?而清宫之日,中涓嫔御为建文所属意者逐一毒考,苟无自焚实据,岂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极二三年,削夺亲藩,曾无宽假,以至燕王称兵犯阙,逼迫自殒。即使出亡,亦是势穷力尽,谓之逊国可乎?”由是建文之书法遂定。

  在都门十余年,士大夫就问无虚日,每月两三会,听讲者常数十人。于前史体例贯穿精熟,指陈得失,皆中肯綮,刘知几、郑樵诸人不能及也。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先生则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

  康熙壬午四月卒,年六十,所著《历代史表》六十卷、《纪元汇考》四卷、《庙制图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经考》二卷,皆刊行。又有《周正汇考》八卷、《历代宰辅汇考》八卷、《宋季忠义录》十六卷、《六陵遗事》一卷、《庚申君遗事》一卷、《群书疑辨》十二卷、《书学汇编》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园文集》二十卷,予皆未见也。乾隆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

  ——选自《四部丛刊》本《潜研堂文集》

  【译文】

  万斯同先生字季野,是鄞县人。他的高祖万表,是明朝的都督同知;父亲万泰

  ,是明朝崇祯九年的举人,清朝代明以后他把经史之学分别传授给几个儿子,让他们各自专攻一门。万斯同先生是万泰的小儿子,生下来就异常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八岁时曾当客人的面背诵扬雄的《法言》,全篇不差一字。十四五岁时把家里的藏书全都拿来阅读,都能领会其中的主要意思。余姚黄宗羲先生住在宁波,万斯同先生与哥哥万斯大都拜他为老师,学到蕺山刘宗周先生的学说,就是以“慎独”为主,认为圣人贤人的道德学问是能赶得上的。当时宁波有个五经会,其中万斯同先生年龄最小,但每遇到讨论中有疑难的地方,他总是几句话就能把疑难分析明白。他青少年时没有作过八股文,专心学习经史赋,通晓历代史书,对明代的制度人物尤其精通,从洪武朝到天启朝的实录都十分熟悉。尚书徐乾学听到他的名声,把他请到自己身边。徐乾学撰写《读礼通考》,万斯同先生协助参加定稿。

  正逢诏令修撰《明史》,大学士徐元文任总裁,想推荐万斯同先生进入明史馆任职,他极力推辞,于是徐元文就聘请他住在自己家里,把修订编纂的事委托给他。徐元文离职,继任他职务的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尚书王鸿绪,都聘请万斯同先生,礼节待遇也更加优厚。万斯同先生一向把撰写明代的历史视为己任,又恐怕重犯唐代以后开设史馆、分头修撰而造成的失误,曾说:“以前司马迁、班固才能既杰出,又继承了父辈的学问,所以叙事翔实而语言富有文采。此后史家私撰的史书,才学虽然比不上司马迁、班固,但还不至于象官修的史书那样杂乱。修史好比一个人到别人的家里去,开始周历熟悉他家的厅堂、寝室、坑厕和浴室,继而了解知道他家的积蓄、产业、礼节和习惯,时间久了他家男女老少性格气质的刚强柔弱、地位高下和智能贤愚,没有不了解和熟悉的。这样以后,才能裁断他们家的事务。象官修的史书,匆忙修成于众人之手,对参与修史的人无暇选择他们才能是否适宜和职事是否熟习,这就象招呼一个过路人来与他商量家中的事一样。我所以要辞去明史馆的职务而接受邀请寓居于总裁家的原因,只是怕众人分操其事、互相割裂,使一代的治理与变乱、贤人与奸贼的事迹昏暗而不明罢了。”他又说:“史书的难修这种说法是由来已久了呵!不是记事翔实而且富于文采,它的流传是不会广泛的。这就是李翱、曾巩所讥笑的魏晋以后,贤人与奸贼的事迹之所以昏暗不明,是由于没有司马迁班固的文采的缘故啊。但是在今天则以记事的翔实为更难,原因在于苟且马虎的风气由来已久了,喜欢和讨厌随心所欲,而抨击和称赞也就跟着来了,一个人的事迹,由三个人来撰写,因而他的传记也就各不相同了,更何况长达几百年的历史呢!言论可以歪曲附会来编造,事迹可以凭空想象来虚构,那些传播言论和事迹的人,不一定都是走正道的君子;那些根据传闻而加以记载的人,未必有辨别判断的识见。不去议论世事的得失、鉴别人物的优劣从而完整地看到他的外表和内里,那么我认为是事实但别人受它歪曲的例子是很多的了。我小时候求学于某家,他家有明代的各朝实录,我把它熟读而详记了。长大后游历四方,到旧时官宦人家向老人们请求借读前朝的书籍文稿,考察和询问往事,广及州县方志和各家私撰的记载,无不在搜罗参考之列,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实录为宗旨。因为实录是直接记载事实和言论而没有什么增删修饰的。根据他所处的时代来考查他的事迹、核对他的言论,公平地考察这些言行,那么这个人的生平始末详情十分中能得到八九分了。但是言论的发表或者另有缘故,事情的开端也许别有起因,而在它流传的过程中可能又有变化,那就非得依据其他书的记载不能全部搞清了。凡是实录中难以求其详情的,我用别的书作佐证;别的书歪曲失实的,我用从实录中得到的材料加以判断,虽然不敢说结论全部可信,但是非被人歪的事是很少的了。过去人们对《宋史》已经嫌它繁琐芜杂,但我记述的将比它还要增加一倍,这不是我不知道简约的可贵,而是恐怕后人力求广博而不知应该有所剪裁,所以先走极端,使他们知道我所收取的还有可以删减之处,而我所不取的都必定不是真实的事迹与言论,从而更加不可增益。”

  明代建文帝一朝没有实录,野史于是有建文帝逊国出亡的说法,后人大都相信。万斯同先生直截了当地判断说:“紫禁城没有水关,所以没有从水关逃出的道理,鬼门也没有这个地方。《成祖实录》记载:‘建文帝合宫自焚,皇上望见宫中烟火四起,急忙派遣太监前往救火,到那儿已经来不及,太监从火中搬出他的尸体,回来报告皇上。’所谓太监,是成祖的太监,怎么肯把建文帝皇后的尸体来欺骗他们的主子?而且清宫的时候,原先被建文帝所亲信的宦官嫔妃逐个遭到毒刑拷问,如果没有自焚的确实根据,成祖怎么肯不下大肆搜捕的命令呢?而且建文帝登上皇位的二三年内,削夺近亲藩王的势力,一点也没有宽恕容忍,以至于燕王起兵攻占京城,自己被迫自尽。即使是逃亡,也是势穷力尽,可以称这为逊国吗?”从此《明史》里关于建文帝的记载办法就决定了。

  在北京十几年,士大夫们没有一天不来请教,每个月参加两三次讲解学问的聚会,听讲者经常有几十个人。他对于前朝史书的体例融会贯通十分熟悉,指点陈述各史的优缺点,都说中要害之处,即使是刘知几、郑樵等史学家都比不上他。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有表,可《后汉书》、《三国志》以下的史书都没有,刘知几说:“有表说不上有益处,无表也说不上有损失。”万斯同先生则说:“史书的有表,是为了贯通本纪、列传记述的不足,有已写入本纪、列传再在表中加以记载的人物,也有没有写入本纪、列传而因史事牵涉在表中加以记载的人物,表编成之后,本纪、列传的文字就可以省略了,所以表在史书中不可废除。读史书而不读表,不是深入研究历史的人。”

  万先生康熙四十一年逝世,享年六十。他所著述的《历代史表》六十卷、《纪元汇考》四卷、《庙制图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经考》二卷,都刻印行世。又著有《周正汇考》八卷、《历代宰辅汇考》八卷、《宋季忠义录》十六卷、《六陵遗事》一卷、《庚申君遗事》一卷、《群书疑辨》十二卷、《书学汇编》二十二卷、《昆仑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园文集》二十卷,我都没有见到。乾隆初年,大学士张廷玉等奉诏令定稿刻印《明史》,用王鸿绪的《明史稿》为基础而加以增删,王鸿绪的《明史稿》一大半是由万斯同先生编撰的。

  (陈稼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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