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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雕版印刷的衰落【点击数:


  清朝是满洲贵族建立的王朝。公元1616年,东北建州女真的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立了政权,国号金,历史上称为后金。1636年,皇太极称皇帝,改金为清。1644年明亡,清军入关,顺治皇帝定都北京。

  清朝前期国家实现了统一,社会相对安定,政治比较清明,出现了所谓国富民丰的“康乾盛世”,这为印刷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一面大兴文字狱,严酷压制知识分子的反清思想;一面又崇尚文治,提倡学术研究,利用印刷为其政治服务,所以雕版印刷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到了清朝后期,外国入侵,社会动乱,经济凋敝,国力孱弱,文化活动呈现衰退,加以西洋印刷术的传入,因而传统的雕版印刷也逐渐衰落,最后被西方传来的新的印刷技术所代替。

  清代雕版印刷,在官刻、家刻、坊刻方面都有所成就。

  清代官刻本中,首推武英殿本。清初,宫廷刻书属内务府,所刻书籍称“内府本”。1680年,康熙帝在今故宫西华门内武英殿设修书处,把校定官员和刻写工匠集中在一起,由翰林院词臣(掌管朝廷制诰诏令撰述的官员,如学士、翰林之类)总领其事,从此内府书籍、清代官本都由武英殿承刻,内府本也就改称“武英殿本”了,简称“殿本”。殿本以校勘精当、纸墨上乘、字体圆润、版式疏朗、装订端庄而著称。如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诏刻的“十三经”、“二十一史”,都是特选派臣缮写校对的,因而使殿本之名大振。大体上凡在乾隆十三年(公元1747年)以前所刻的殿本书,多认为不亚于宋元版书。近代版本学家叶德辉在其所著的藏书技术专著《藏书十约》一书中说:“武英殿刻本,当时馆臣校勘,多据宋刻善本,又处分颇严,故讹误遂少。”在殿本中有些书因为是皇帝自己的著作,或是经过皇帝审阅、批准、修改的,所以在印刷时都冠上“御制”、“御批”、“御定”、“钦定”等字样,像1711年刻印的康熙皇帝的著作,就称《圣祖御制文集》(图13);1716年刻印的著名字典就名为《钦定康熙字典》(图14);1739年乾隆皇帝诏刻的历代正史,就定名为《钦定二十四史》。武英殿刻本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最盛:康熙帝时刻书63种;雍正帝时刻书71种;乾隆时期(公元1736—1795年)刻书最多。乾隆帝当政60年,以右文为治,所刻经史子集达100多种。道光以后,殿本的数量就大大减少了。

  这里需要记载一下近年来汉文《乾隆版大藏经》重新出版的事。该藏经又名《龙藏》或《清藏》。在雍正皇帝十一年(公元1733年)时,为了使《大藏经》“不至简错字讹,疑人耳目”,在北京贤良寺设立了藏经馆,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及贤良寺主持超圣等人负责,集合佛教大师,晓夜校阅经文,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开始雕刻,到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就完成了,这部佛藏雕印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短短四年的时间,共雕刻两面版经版79000多块,总重量达400吨,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版刻典籍。这部佛经共7000多卷,724函,总字数达6700万字,收录佛经1669部,按经、律、论、杂分类,以《千字文》为序编目。其中一些经、律、论的原文在印度早已失传。当时共印了100部,分赐给京内外各寺院珍藏,据记载后来又印过22部,但是保存至今的已不到30部了,而且每部都残缺不全。


  图13清代武英殿刻本康熙皇帝的著作《御制文集》,公元1711年武英殿刻印


  图14清代武英殿刻本《康熙字典》

  我国自宋元以来,刻过10多部汉文《大藏经》经版,至今都已片版不存,只有这部经版保存了下来(目前世界上还有两部《大藏经》经版,一部存在韩国海印寺,即八万《大藏经》经版;一部存日本京都万福寺,即“黄檗版”《大藏经》经版)。它原来存在故宫武英殿,后因印刷不便,移存于柏林寺,至今仍在该寺,由北京图书馆负责保管。但是这部经版在经过250个春秋的风风雨雨和人世沧桑的变迁之后,已有不少经版丢失、腐朽或遭鼠咬虫蛀,再加上乾隆皇帝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三次下令撤毁经版,追缴经书,使这部经版也已不全了。近年来我国文物出版社,为了抢救国宝,保存佛教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承担起盛世修典、重新出版《乾隆版大藏经》的重任。为了凑齐这套完整的经书,他们派专人遍访全国几十个省市的寺庙和文物机构,查对底本,搜辑佚书。在北京白塔寺找到了几本残损的经书;在潮州偏远的一座寺庙里,又意外地发现了乾隆皇帝下令毁掉的经书,并把这些书复印下来带回北京。这样,从1987年到1990年,经过三年的校勘编纂,终于使这部卷帙浩繁、濒于失传的《乾隆版大藏经》以完整的面貌重见了天日。

  《乾隆版大藏经》不仅是研究佛学的重要典籍,也是研究古代东方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的珍贵文献,它在今天重新出版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评论该书的出版时说:“大藏经是人类文化史上极为罕见的巍峨丰碑,它凝聚了中国世代人的聪明和辛勤劳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伟大气魄,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无价的精神宝藏。”

  1991年,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泰国时,曾将这部《大藏经》作为国礼送给泰国国王,泰国上下对该书极为尊崇,奉为圣物。可见该书一出版又充当了友好使者,为沟通中泰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中泰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代官刻本除殿本外,就是地方官署刻本了。地方官署有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主持的设于扬州天宁寺的扬州诗局(官书局),该诗局是曹寅在江宁织造兼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任上,奉旨以经营盐务余款创办的,它是以编校、刊刻内府书籍为主的出版机构。由于经费充足,经管人员认真督科,所刻书籍,无论缮写、刊刻、印刷、纸张、校勘、装订都精益求精,堪为清代刻书的楷模。如所刻《宋金元明四朝诗》、《历代赋汇》、《历代诗余》、《佩文斋书画谱》等10种书,将近3000卷,皆工楷写刻,秀丽悦目。校对也很精审,装订端庄大雅,其尽善尽美,不亚于武英殿本。尤其是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刊行的《全唐》,是用开化纸(因产于浙江开化,故名)精印的,刻印最佳,而且字体秀润,墨色均匀,纸张洁白,又以鹅黄色硬纸装潢封面,淡黄色绢布装饰书签,非常漂亮,被称为清代版刻的代表。为此康熙皇帝特在一份奏折上朱批:“刻的书甚好!”

  鸦片战争以后,南方战火连年,为了补充动乱中损失的书籍,各省设立了官书局,所刻书籍称“局刻本”。官书局创始于同治(公元1862—1874年)初年,由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创设于南京,名为金陵书局(后改名江南官书局)。刻本中最著名的是由五局(金陵、淮南、浙江、江苏、湖北)合刻的“二十四史”,金陵书局分刻了《隋书》以上的“十四史”,都是以毛晋的汲古阁本为底本。其他还有“四书”、“五经”、《文选》、《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等。因为都是由有名的学者担任校勘,所刻之书以校勘精当著称,以致引起当时的朝中大官纷纷索取。在金陵书局创始之后,各省纷纷仿效,设局刻书。如湖南长沙的思贤书局刻了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遗书《王船山遗书》,近代文献学家王先谦(公元1842—1917年)著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清末著名学者孙诒让(公元1848—1908年)著的《墨子》的注释本《墨子间诂》和《周礼正义》等,所刻之书,校勘认真,字体雅正,又很适用,甚为畅销。再如四川成都的存古书局,由成都尊经书院主持,所刻史书及《说文解字注》等,版式宽大,字体方整,行格疏朗,读之醒目,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各地官书局刻书数量大、质量高的还数浙江书局:首先它重视选用善本作底本,如刻印的周、秦、两汉各家主要著作选辑《二十二子》,就是子书丛书中最完美的本子;其次它延聘名家校勘,如“九通”和类书《玉海》,错讹很少,超过殿本;再有它还想法缩小版式,增加行字,降低成本,使一般读者有能力购买,所以在“局刻本”中享有盛名。“局刻本”多是“御纂”、“钦定”的经史文,但也印普通读物,并且定价低廉。它刻印数量大,流通范围广,对文化的普及起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曾设立镌刻衙、刷书局,刻印了太平天国首领的许多诏书、文告、文献和儿童读物,如《太平诏书》、《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诛妖檄文》、《三字经》、《幼学》、《天历》等,这些书对于揭露清政府的罪恶、鼓舞太平军士气、推动革命斗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回族英烈杜文秀,领导云南回民起义,在大理建立反清政权“平南国”,他为了普及伊斯兰教经典,曾以“总统兵马大元帅”的名义,下令刻印《古兰经》,在那血雨腥风、干戈不息的严峻岁月里,他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终于在公元1862年颁刊了“大元帅杜新镌”的《宝命真经》30卷,书名用汉文,经文用阿拉伯文,这是中国最早的阿拉伯文《古兰经》刻本,它的首次出版,对当时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和学习《古兰经》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促使广大穆斯林群众更加拥护和支持大理政权。但是四年之后,清军占领了大理,焚毁了《宝命真经》的印刷场所和所有版片,从此民间流传下来的原版刻本,多是断笺残篇,完整无缺者极少见。后来伊斯兰教的著名学者、经师马联元,大约在1895年又第二次刻印了阿拉伯文《古兰经》,由著名的阿拉伯文书法家田家培哈吉书写,聘请四川刻工高手20多人刻成。该书书法遒劲,宛如一气呵成,版面醒目美观,装帧古朴典雅,开卷爽心悦目,深受国内外穆斯林的喜爱。初版问世后,曾经风行国内外,南京、北京、广州、上海、大西北以及泰国、缅甸等地的穆斯林都踊跃订购,一时发行近1000部。至今全部经版尚保存在昆明市南城清真寺,近年经清理统计,全部雕版共1946片,总计3576面,30卷经版完整无缺。这是中国穆斯林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稀有的回族历史文物,即使伊斯兰教国家也不曾拥有,堪称“海内孤版”。

  除官刻外,清代私家刻书的,有达官显宦,为了博得“好学”的雅名,用公款或私款刻书;有著名的文人,为了传播学术成果,刻印前人的诗文和自己的著述;有著名的藏书家和校勘学家,或复刻善本,或辑佚、校勘丛书、逸书。其中著名的有:乾隆时安徽歙县鲍廷博辑刻的《知不足斋丛书》30集,辑录了汉至清朝的经史考订、算术、金石、地理、文集、书目等著作207种。鲍家富有藏书,而且多世所罕见的珍本名抄,他取“学然后知不足”之意,名其室“知不足斋”。鲍廷博本人曾经因向朝廷献书而获得举人的功名。他还让他的儿子向乾隆皇帝献书600多种,成为当时藏书家献书之冠。他学识广博,尤精于校勘。他汇刻的丛书,使一些久经湮没的书得以再传于世。这时,还有江苏吴县黄丕烈辑刻的《士礼居丛书》,选采古书19种,这是一部以版本校对为特色的丛书,也是清代精校精刻的著名丛书之一,甚为藏书家所重视。黄丕烈也是著名的藏书家,他有一藏书室,藏有宋本100多部,故起名“百宋一廛[chan蝉]”。他刻印的书,以仿刻善本著称。如仿宋刻本国别体史书《国语》,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所刻《战国策》,是记载战国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汇编,这些书都是由“清代校勘学第一人”顾广圻(字千里)校定的,其精妙超过宋本。再有咸丰时广东南海伍崇曜辑刻的《粤雅堂丛书》30集,辑录古书190种,每种都附有跋文,叙述作者的生平和本书的源流。他还刻了《岭南遗书》61种,所收载的都是汉代至清代广东学者的著述,特别是以明清著述最多。伍崇曜其人是贩卖鸦片起家的,他因为办理畿辅赈捐的事,获得了举人的资格,后又捐款买了个布政使的职衔,为攀附风雅,扬名后世,又不惜重资搜求秘籍,延聘学者校勘,从而出版了这些综合性大丛书。然而私人刻书最多、时间延续最久的是金山(今上海金山县)钱家,从乾隆到道光年间,刻书从未间断,刻印了许多史书、医书和丛书,特别是钱熙祚辑刻的《守山阁丛书》、《指海》、《珠丛别录》等丛书230种,辑录了古代佚而仅存或流传极少的著述,其精择审校在诸家丛书之上。这些丛书保留了大量的古代资料。

  总之,仅就清代私家所刻的丛书而言,约有2000种之多,大多精校精刻,可谓美不胜收。因而这些刻书家,对中国古典文献的保存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工作,可以说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私家刻本中,有许多著述都是由名书法家精写上版,由著名刻工雕刻,写刻工整,校勘精审,印刷极为精致。像康熙时的名书法家林吉写的散文家汪琬(人称尧峰先生)著的《尧峰文钞》,陈廷敬著的《午亭文编》,人王士禛(号渔洋山人)著的《古夫于亭稿》、《渔洋山人精华录》被誉为“林氏四写”,是比较著名的精刻本。

  直到清末,私家刻书仍然盛行不衰。其原因,除了政治上许多读书人怕罹难而隐身于书斋,和当时社会上大力劝人刻书也有关系。有位刻书家张海鹏就常对人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修学,其道更广。”(见《藏书纪事》卷六)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劝人刻书,他说:“今人各自问德业学问无以逾人,莫若刻古人之书籍,如吴之黄(吴县黄丕烈),歙之鲍(歙县鲍廷博),南海之伍(伍崇曜),金山之钱(钱熙祚),其姓名于五百年内必不至湮没无闻。”况且刻书可以“传先哲的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见《书目答问》)。近代藏书家叶德辉也劝说人们:“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阴德,是固然矣。今有一事,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则刻书是也。”并举了后蜀毋昭裔和明末汲古阁毛晋的例子,说他们“因刻书或子孙食其禄,或乱世保其身,或数百年版本流传,令人景仰”(见《书林清话》)。在他看来,刻书于名、于利、于子孙都好,可谓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所以终清一代,私家刻书蔚然成风。

  清代官私刻书多是供应官僚地主士大夫阶层,而供应人民群众所需要的通俗读物则仍然有赖于民间书坊。

  清代书坊非常普遍。北京有书坊100多家,多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琉璃厂的书坊最兴旺,它是自清代中叶迅速发展起来的,有人统计自清中叶到民国初年,琉璃厂有书坊62家,共出版246种书籍。有一时期同时开业的书坊竟超过300家,这些书坊有的以贩卖为主,有的兼刻印和发行。他们除印卖供应入京会试举人一般经史用书、八股文试卷外,主要是刻印小说、民歌、俗、谜语、字典、医书、鼓和初级满文课本等民间日常所需的通俗读物。有些书坊则专门刻印某一类书籍,如文光堂、英华堂多出版满文书;三槐堂、鸿远堂则多出版满汉两种文字的书籍(图15);尊古斋善于印刷美术、考古著作;邃雅斋则多刻印自己的藏书(今琉璃厂中国书店仍沿用邃雅斋的名号)。这里有许多书是很有价值的罕见本、精刻本或者名人手稿,因此许多有名的学者常来访书求书,甚至为了方便,就近租赁房屋居住,如前面提到的黄丕烈、王士禛和考据学家孙星衍(公元1753—1818年)等人,都在琉璃厂附近居住过。琉璃厂在经历了200多年变迁之后,今天已发展成为北京著名的文化街市了。这里沿街建筑,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引人遐想,各店号内陈列的古籍新书、古玩字画、文房四宝,琳琅满目,中外学人徘徊其间,流连忘返。隆福寺的书坊以刘英烈(字魁武)的聚珍堂最有名,它除擅长活字印刷外,也从事版刻。刻印的多是儒家经典,封面题“京都隆福寺街路南,聚珍堂书坊梓行”双行牌记,版心下刻“聚珍堂藏版”。所刻之书,底本多经慎重遴选,又详加校勘,字画清晰,纸墨刻工都属坊本之上品。


  图15清代鸿远堂刻本《满汉字书经》

  苏州有书坊50多家,出版经史、医书和大量小说戏,而刻书最多的是创始于明朝的席家扫叶山房。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刻印史书最多,当时的主人是席世臣(字邻哉),他每次得到善本书,都要亲自校对,立即刻印,因而很为藏书家所称许。他刻印的史书有班固等人编修的东汉纪传体史书《东观汉记》(因书修于洛阳南宫东观,故名),宋朝钱俨著的专记五代时期吴越国史事的编年体杂史《吴越备史》,南宋王称著的北宋纪传体史书《东都事略》,还有《贞观政要》、《五代外史》、《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南宋书》、《元史类编》等。后来刻书范围扩大,于经史子集外,又刻印笔记小说和村塾所用的启蒙读物多达几百种。稍后又在上海、松江、汉口等地设立了分号,业务十分发达,成为清代经营最久影响最大的书坊。

  此外,广东的广州和佛山镇也有不少书坊,刻印了许多小说和日用医书。至于此时的杭州、徽州、南京的书坊已远不如明朝兴盛了。建阳麻沙镇书坊,自宋至明历经数百年不衰,但是在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遭遇了一场大火,使这里的老书坊连同旧有书版全部化为灰烬,自此以后,就一蹶不振了。

  清代书坊,各省都有,刻书最多,发行面广,对发展文化普及教育是有功绩的。

  在清朝雕版印刷史上,还出现过蜡版印刷和面版印刷。在道光(公元1821—1850年)初年,广东省衙门曾用蜡版印刷方法每天印行辕门钞,也就是省政府公报,这是自北宋以后再次使用这种质量不高的印刷方法。到了清代末年,梁启超等人为宣传维新变法还采用过用白面制版刻字印刷的方法,印过一些宣传品。这两种印刷法,由于印刷效果不佳,自然难以久行,它成了雕版印刷史中的小插

  清代的版画艺术,在清朝前期并不逊于明代,有些作品颇可称道。像清初画家萧云从(公元1596—1673年),善画山水,兼工人物,文写得也不错。他绘的屈原的《离骚》插图《离骚图》,构思深沉,寓意感人,人物面部表情生动,衣服线条流动有力;他的另一套佳作是《太平山水图画》(图16),绘的是安徽太平山水43景,并附有诗篇和散文,诗全用古人句,画皆临古人法,可谓集唐宋元明山水画之大成,全部山水景色,刻印绝精,极为艺林所重视。这两套作品皆由当时精于木刻的良匠刘荣、汤义、汤尚等人刻成。前者刻于1645年,后者刊于1648年。另外康熙时著名宫廷画师焦秉贞,擅长画人物,亦工山水、花卉、楼台,他吸取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画中的透视明暗画法,所绘山水、人物、楼台,自远而近,自大而小,不爽毫发,深受康熙帝喜爱。他根据宋代同名绘画重绘的《御制耕织图》46幅,每幅画的右上方有宋画中原有的题诗,天头上有康熙的题诗,如在一幅描绘插秧场面的《插秧》图上,宋画中原有的题是:

  晨雨麦秋润,午风槐夏凉。

  溪南与溪北,笑歌插新秧。

  抛掷不停手,左右无乱行。

  我教插秧马,代劳民莫忘。


  图16清代萧云从绘、刘荣等人刻的《太平山水图画》,刻印于公元1648年

  康熙的题是:

  千畦水泽正弥弥,竞插新秧恐后时。

  亚攘同心欣力作,月明归去莫嫌迟。

  还有一宫廷画师王原祁,也擅长画山水,用笔沉着刚劲,笔端如“金刚杵”,设色长于浅绛,重彩作品,青绿朱赭,相映生辉,甚得艺林称赞。他和冷梅等人绘的庆贺康熙60大寿的《万寿盛典图》148幅,如果连成卷轴,可达166尺。这两套作品都先后由当时最杰出的木刻匠师朱圭刻成,是殿本中的精丽之作。前者刻于1712年,后者刻印于1713年。1714年,康熙时吴熔画的《白岳凝烟》(图17)(白岳在今安徽休宁县)40幅,是由刻工刘功臣刻成,镌法严峻雅洁,堪称清初“徽派”版画的上乘。还有乾隆时于1745年刻印的《圆明园四十景图》,绘出了北京西北郊避暑御园内40处景色的秀丽风光;1765年刻印的乾隆《南巡盛典图》,记录了乾隆在公元1751—1765年之间四次巡幸南方的盛况,把沿途几千里最美丽的景色刻画了下来,极为精美。


  图17清代徽派版画《白岳凝烟》,刻印于公元1714年

  至于套版印刷,在清代前期也有相当成就,如康熙年间内府刻本《御选唐宋文醇》,是用朱、墨、绿三色套印的;传奇剧本《劝善金科》是用五色套印的,色调雅丽,均是殿本套印书中的佳作。道光年间涿州卢坤刻的《杜工部集》是用六色套印的,即正文用墨色,各家评语分别用紫、蓝、朱、绿、黄五色。这些作品色彩艳丽,配上洁白的纸张,读之令人悦目怡神。

  民间套印书,最负盛名的要算多色饾版套印版画集《芥子园画传》了(通称《芥子园画谱》)。“芥子园”是戏理论家、作家李渔(号笠翁,约公元1611—1680年)晚年定居南京的别墅名,画传就是在这里刻成的,因居地小如芥子,故名芥子园。该书共分四集:初集为山水谱,是1679年套版精刻出版;二集为梅兰竹菊谱;三集为草虫、花鸟谱,都是1701年出版的。此三集均为五色套印本,极为美观。一般认为这三集是李渔的女婿沈心友请当时名画家王概及其弟王蓍〔shi师〕、王臬〔nie聂〕绘编而成,其间也有其他画家参加。每集首列学画浅说,画法歌诀,如“画螳螂诀”:

  螳螂虽小物,画此宜威严。

  状其攫物时,望之如虎焉。

  双眸势欲吞,情形极贪馋。

  所以杀伐声,形诸琴瑟间。

  其次为摹诸家画起手式,并附简要说明。最后为摹仿名家画谱。后来又有了第四集,是人物画谱,这是书商凑辑的,1818年出版。这部画谱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画的用笔、写形、构图基本技法,由浅入深,浅显明了,是初学绘画的入门之书,因此一出版,立即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迅速风行全国,其印行数量打破了一般图书的出版纪录。各书商见有利可图,纷纷争相翻印,版本达十几种之多,不过多已失去原本的精美和神韵。此书还译成多种文字流行国外,成为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然而流传到今天的初印原本已很难见到了。

  道光以后,由于国势日衰,民生凋敝,无论版画艺术和套版印刷都逐渐衰落了,戏小说中虽然也附有不少插图,但刻工拙劣粗率,值得称道的佳作甚少。

  19世纪中叶,西方的平版石印和凸版铅印以及其他新技术、新设备传入我国,逐渐取代了我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和雕版插图技艺。这样,我国人民发明的历史悠久的雕版印刷,在经历了1300多年之后,完成了它的伟大历史使命,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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