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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雕版印刷的萎缩【点击数: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1260年忽必烈继承了汗位,随后定都大都(今北京),1271年改国号为元。

  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知识分子的地位十分低下,处于“九儒十丐”的境地。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防范,对著作的出版严加限制,史书上说:“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刊印。”这就是说刻印书籍,首先要经全国最高行政机关的审阅,而后下发到所属机构去刻印,主要是指派地方政府印刷。个人著作要付印,先由地方绅士把书稿送请学使审阅,学使认为可以刻印,还要上报到部,经部批准后才能出版。这种前所未有层层审阅图书的制度,不知要使多少有价值的著作失去了出版机会;再加上生产遭到破坏,纸墨产量不多,这就使印刷业呈现萎缩之势。

  元代刻书,也有官刻、家刻和坊刻。刻书地点有大都、平阳、杭州、建宁、吐鲁番等地。

  元代官刻,在中央有兴文署、广成局、国子监、太医院等,不过都刻书不多。其中以兴文署刻书最为著名,其刻本也最早,例如1290年刻的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的《音注资治通鉴》和《通鉴释文辨误》;1309年刻印的南宋史学家郑樵著的纪传体史书《通志》。地方上刻书最多是各级政府设立的儒学,刻了不少经史典籍,如江西路(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儒学刻的11种经书;建康路(治所在今南京市)等九路分刻的九种史书,都是比较著名的。其他如1227年嘉兴路(治所在今浙江嘉兴)儒学刻印的北周卢辨著的《大戴礼记注》;1306年绍兴路(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儒学刻印的元代徐天祐著的《吴越春秋音注》,都刻印极精。再如公元1340年庆元路(治所在今浙江宁波市)刻印的宋朝王应麟编的类书《玉海》,共204卷,尤为世人称道。该书分天文、地理、官制、食物等21门,240多类,重点辑录典章制度与吉祥善事,内容丰富,征引完整,因此元代人称之为“天下古今稀有之奇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该书“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这部书的书版到清代还存放在南京藩署,还在修补重印,因历经元、明、清三朝,世称“三朝本”。今北京图书馆存有元刻本42卷。元代共有27路儒学刻印过书。但是刻书最多最佳的还是各地书院。根据清代学者顾炎武著的学术笔记《日知录》一书中说:“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即校长,多由著名学者担任)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则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版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因为书院有这些优越条件,所以所刻书籍又多又好,深受读者喜爱。再加上刻书“非以图鬻〔yu育〕”,就更是精益求精了。元代全国有书院100多个,其中杭州西湖书院最为著名,因此宋、辽、金三史和其他要籍,都奉旨送到西湖书院刊印,刻工极精,世称“院本”。如公元1324年,该书院刻的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著的《文献通考》(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著作),字体书写优美,行款疏朗悦目,刻印俱精,是元本中的代表作。西湖书院有学田收入,经费充足,曾经修补了宋朝国子监的书版,共约120种左右,是该书院的最大工程。

  南宋大哲学家大教育家朱熹,曾在建阳城外建了竹林精舍,后改名考亭书院,这个书院就有学田500多亩,朱熹的三世孙朱沂在南宋末年就出任过该书院山长。这个书院的学生在元代至正(公元1341—1368年)年间曾编校了法律著作《唐律疏义》,由勤有堂书铺刻印。当时讲学的风气很盛,书院的师生,有的自己编书刻印,有的为书坊编书,所以元代书院为刻书业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官刻书,因为是官家出资,大都不惜工本,选用能工巧匠和上等纸墨,所以一般刻印精良。

  私家刻书最有名的,有江苏宜兴(原名义兴,因避宋赵匡义讳,改称宜兴)的岳家,在元初刻有《春秋经传集解》,据说还刻了许多经书,号称“岳氏九经”。还有平水(今山西临汾)曹家在1310年刻的《中州集》和《中州乐府》。山东东平丁思敬于1304年刻的北宋散文家曾巩的文集《元丰类稿》(因编于宋神宗元丰年间,故名),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称该书“书法椠[qian欠]手,俱极古雅,麻纸浓墨,摹印精工,为元刻上乘。”江西吉安王常于1301年刻的《王荆文公(王安石)笺注》等。这些书今天都有传本。私家刻书校勘都很认真,而且往往由名人书写上版,刻工高手雕版,所以其中有不少是精品。有的书是作者自己书写上版的,像1322年槜[zui最]李(今浙江嘉兴一带)龚端礼刻的《五服图解》。他在自序中说:“不辞衰老,细字夜书,厥始厥终,皆出一笔,用倒羞囊之余,以资锓〔qin寝〕梓之费。”这就是作者亲笔书写上版的,刻本十分精美。

  元代书坊之多不亚于宋代。福建道建宁路的建安、建阳两县,见于记载的书坊有42家。其中余志安的勤有堂、刘锦文的日新堂、叶日增的广勤堂和虞平斋的务本堂都是历史悠久的著名书坊,都刻印了很多书籍。前两家各刻印了近20种著作。勤有堂刻了元代文学家、史学家苏天爵著的《国朝(元)名臣事略》,该书保存了大量元代历史文献。日新堂刻印了元代学者虞集(字伯生)的诗集《伯生诗续编》,此书是用行书写刻,别具一格。广勤堂则精于刻印医药书籍,如刻印了我国魏晋间医学家王叔和著的脉学专著《王氏脉经》。该书第一次将脉象分为24种,基本上包括了循环生理上所有的现象,是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务本堂于1341年刻了元代著名大书画家赵孟頫〔fu俯〕(字子昂)的诗集《赵子昂集》。这些书今天也都有传本。建宁书坊大约刻书几百种之多。

  此外,燕山窦桂芳的活济堂,也精于刻印医书,如1312年刻印了他自己编的《针灸四书》。山西平阳张家的晦明轩和王家的中和轩都是金元两代的老书坊,晦明轩在1149年刻印了宋人著的药物学著作《证类本草》;中和轩在1306年刻印了用于写作韵文的字典《韵略》等书。杭州书坊刻印了元代大剧作家关汉卿的《关大王单刀会》、尚仲贤的《尉迟恭三夺槊》、王伯成的《李太白贬夜郎》等七种戏著作,今天也多有传本。

  这些书坊所刻书籍,刻印量大,流传广,对文化的传播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书坊刻印最多的书,还是戏小说等文学作品和科举应试用书与医书等,刻印大部经典史籍和诸子善本的不多。因为前一类书适合一般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的需要,官家和私人刻印的很少,所以这类书在市场上卖的又快,赚钱又多,因而各书坊纷纷刻印。只是许多书坊旨在营利,只求速成,雕刻粗疏,校勘不精,书写也不规范,粗制滥造者不少,这几乎是一般书坊的通病。

  元代还继续刻印佛教道教经典,而最大的印刷工程还数雕印佛教《大藏经》。如杭州路余杭县大普宁寺大约于公元1277—1290年刻印的《大藏经》,共6004卷,人称《普宁藏》。刻工精巧细致,装帧古朴典雅。江苏平江府碛〔qi弃〕砂(在今江苏吴县内)延圣院(后改名碛砂禅寺),大约在南宋理宗宝庆(公元1225—1227年)或绍定(公元1228—1233年)年间开雕藏经,到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完成,历经宋元两朝约90年,收经1532部6362卷,人称《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简称《碛砂藏》(图8)。这些佛经大都由寺院募缘雕印而成。1982年底,在云南发现了元代官刻《大藏经》残本32卷,估计全藏至少有6500卷,仅次于《赵城藏》(现藏云南省图书馆),这一发现填补了过去佛教人士认为元代无官刻藏经的空白。此外,在新疆吐鲁番一地,就发现有汉文、蒙文、藏文、西夏文、维吾尔文、梵文等六种文字的佛经刻本,可见元代刻印佛经的盛行。至于道教经典还在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即1244年蒙古就刻印了《道藏》7800卷,因为雕刻于山西平阳玄都观,故又名《玄都宝藏》。后来由于道教在与佛教斗争中失败,1281年元世祖下令除《道德经》外,其余道书和道经的印版全部烧毁。一时京师内外道教经版印本,大都化为灰烬,《玄都宝藏》也未能逃此厄运。从此道经亡佚很多,道教势力也一蹶不振。


  图8元代刻本《碛砂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元代还印了大量的纸币,由于发行额太大,造成通货膨胀,以致最后被拒绝使用。

  元代刻本流传至今的约有六七百部,而现存于北京图书馆等17家图书馆中的也只有270多部,台湾存有230部,其他则散于他处。

  纵观元代印刷业虽然继承了宋、金的传统,刻印了很多书籍,甚至有的元版书还胜过宋本,如平阳梁宅本《论语注疏》;平水曹氏进德斋本《尔雅郭璞音注》;叶增南阜书堂刻本《东坡乐府》等,都为宋本所不及。杭州刻印的元大德本《绘图列女传》,图画秀丽工整,在我国版刻艺术史上具有较高的价值。但是总体来说,元代出版的数量远比不上宋朝,质量上也赶不上宋代的精美,纸墨的生产比不上宋、金。所以印刷业与宋代相比,处于萎缩时期,但也有创新,如朱墨两色套印的发明,书名页(封面)的出现,都是印刷史上的创举。

  元代的套色印刷(通称“套版”),最初是朱墨两色,这是由以往朱墨两色写本中发展来的,它是为使图书利用不同颜色以区别内容的不同作用而出现的。其做法是用一块版分两次印刷而完成。比如正文用黑色敷印,眉批眉评,行间评、注或评点则是用红色敷印,在印刷时,必须使再次加印的版框严密吻合,因而在技术上要比单纯的一色印刷复杂得多。流传到现在最早的套印本,是元末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中兴路(治所在今湖北江陵)资福寺无闻和尚注解的《金刚经注》。卷首扉页画着一个老僧正坐在松树下的书案旁讲经,还有侍童一人,旁立一人,桌前地面上生出几枝灵芝草,天空中还有云彩飞绕。画中松树用黑色,其他用红色。经文、注文亦用朱墨两色套印,即经文大字用红色,注文小字用黑色。这本《金刚经注》,解放前收藏在南京图书馆,今天保存在台湾。木版套印技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大事,它标志着印刷技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明代文学家、画家陈继儒在评论印刷术时,曾把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及套版印刷术称为印刷史上的三变,可见意义的重大。以往的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术,都是单色的白纸黑字,至此有了两色印本,开卷朱、墨分明,一目了然,只是这一新发明,在当时以及此后一二百年中没有广泛应用,直到明代后期才又盛行起来。

  元代以前的书籍没有书名页,像宋版书最多是在每卷卷端题署书名,或在版心刻书名简称,没有封面。到了13世纪末才出现了书名页。元英宗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年),建安虞氏出版了《武王伐纣书》、《秦并六国》、《三国志》等五种平话,这些书都有带图画的封面,如《三国志》整个封面上,最上端印有“建安虞氏新刊”的横批,其下是“三顾茅庐”图画一幅,再下是《新全相三国志平话》的书名,八个特大字双行排印,十分醒目,中间有“至治新刊”四字,字体较小,表明该书刻印的时间。书名标出“新全相”,是指新加上的人物图画,目的是以广招徕(图9)。书分上下栏,上图下文,展卷阅读,引人入胜。普通书名页不带图,像公元1356年刘君佐的“翠岩精舍”刻印的《广韵》,封面上只印有《新刊足注明本广韵》八个大字,双行排印。其上标明“校正无误”,两旁印上“五音四声切韵图谱详明,至正丙申仲夏绣梓印行”(图10)。不带图画。书名题署“明本”是指出版家依据的是明州(今浙江宁波)版本重刻。该书是宋代陈彭年等人奉诏重修的,是汉语音韵学中一部重要韵书。版本有官刻本,注文完整;有坊刻本,注文简略。

  书名页的出现,给读者带来很大的方便,实为印刷史上的又一大进步。


  图9元代建安虞氏刻本《三国志平话》


  图10元代翠岩精舍刻本《广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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