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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杂剧【点击数:


  元代后期,统治者逐渐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杂剧作家队伍的成分、境遇、心态有了很大变化。当年的剧坛宿将渐渐老去。新染指杂剧的文人既无前辈们的坚韧老辣、落拓不羁,又无“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压抑感和紧迫感。他们往往不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而是到历史故事中去寻找题材。不是通过历史来宣扬爱国主义精神、民族意识和反抗情绪;而是借历史表彰、赞美孝夫节妇、忠臣义士、圣主贤臣。爱情婚姻剧的数目也还不少,但多半描写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反封建礼教的主题大大减弱了。与此同时,前期已初露端倪的山林隐逸、神仙道化剧增多了。内在生命力的空疏枯萎导致外部形态的僵化凝滞。元末以后的杂剧,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因袭模仿、雕琢矫饰之病。

  进入明代,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力倡程朱理学,规定“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为士子必读教材,强化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坛上出现了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台阁体”。杂剧创作进一步宫廷化、贵族化。明初的杂剧作家队伍,主要是藩王朱权(宁献王)、朱有燉(周宪王)及周围御用文人。作品主要是神仙庆寿、美人赏花、金童玉女、月令承应之类。少量的水浒戏、妓女戏也被阉割、削弱了积极的社会内容。此期的杂剧代表作是朱有燉的《诚斋乐府》,流行颇广。

  明中叶,王九思、康海、徐渭的出现,为日渐衰颓的杂剧艺术注入了新鲜血液。王九思的《杜子美沽酒游春》借古人酒杯浇心中块垒,借杜甫之口痛骂时相,“气雄宕〔dang荡〕,固凌厉一时”(王骥德《曲律》)。康海的杂剧《中山狼》取材于马中锡的寓言小说《中山狼传》,搬演妇孺皆知的东郭先生救狼却险些被狼吞吃的故事。据传有所影射,但客观效果已远远超出作者的创作动机。这出寓言剧的意义不在于抒一己之愤,或鞭挞某个忘恩负义之人,而在于总结同邪恶势力斗争的经验教训。说明对邪恶不能有丝毫的怜悯和慈悲,必须除恶务尽。此剧结构完整,情节紧凑,白生动,在典雅骈俪之风笼罩的杂剧剧坛上,显得十分清新可喜。

  徐渭(公元1521—1593年),字文长,号青藤道人,又号天池生,字画常署“田水月”,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聪颖早慧,才思超逸,放达不羁,蔑视权贵,鄙夷庸俗文士,一生坎坷,被人誉为“旷代奇人”。他“行奇、遇奇、奇、文奇、画奇、书奇,而曲尤奇”(磊砢居居士《四声猿跋》)。他的杂剧《四声猿》乃“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王骥德《律》)

  《四声猿》包括四个短剧。其中,《狂鼓吏》演祢衡死后,在阴间受判官之请,重拘曹操之魂,重演生前击鼓骂曹的情形。祢衡在堂上傲然击鼓,一一列举曹操罪状,痛骂权奸的狠毒、伪善、狡诈、阴险、沉溺声色、草菅人命、借刀杀人等罪恶。“其辞如怒龙挟语,腾跃霄汉间”(陈楝《北泾草堂论》),寄托了作家深沉的哀怨和无边的愤懑。

  《玉禅师》将玉通和尚私红莲、月明和尚度柳翠两个故事糅合到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官场与佛门的尔虞我诈,暗含着对宗教思想的挑战和批判。文幽默,令人叫绝。

  《雌木兰》演花木兰女扮男妆,替父从军,立功后回乡,嫁给五郎的故事,塑造了驰骋疆场、杀敌立功的巾帼英雄形象。嫦娥变金刚,金刚变嫦娥的故事非常具有传奇色彩。

  《女状元》演五代黄崇嘏〔gu古〕女扮男妆,考中状元。她领袖文苑,不让须眉,并在审案中表现出惊人的才能。剧本热情歌颂了古代妇女的聪明才智,对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提出挑战。

  徐渭还写过《歌代啸》杂剧(一说托名徐渭),演李和尚偷了张和尚的帽子,却让张和尚去顶替奸情罪。州官奶奶因为吃醋,在后堂放火。老百姓点灯救火却被处罚。这是一出具有严肃思想内容的滑稽闹剧,通过荒诞的情节、漫画式的人物,揭露了黑白颠倒的荒谬现实。使“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句谚语形象化。其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笔触,比《四声猿》更为锋芒毕露。

  徐渭的杂剧不受北杂剧体制的局限,不分南北,折可多可少,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其笔力雄健,文辞酣畅,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汤显祖称他为“坛飞将”。

  除上述三人的杂剧外,梁辰鱼的《红线女》、陈与郊的《昭君出塞》、王衡的《郁轮袍》和《真傀儡》、徐复祚的《一文钱》、孟称舜的《桃花人面》、卓人月的《花舫缘》等也都是比较优秀的杂剧。

  入清,杂剧进一步衰落,但仍不绝如缕。清初,一批由明入清的文士,借杂剧抒发兴亡之感,寄托故国之思。如王夫之的《龙舟会》,吴伟业的《临春阁》、《通天台》,尤侗的《西堂乐府》(包括《读离骚》、《吊琵琶》、《黑白卫》、《桃花源》、《清平调》五种杂剧),都是这类抒情遣愤之作。

  乾隆年间,最重要的杂剧作家是杨潮观(公元1712—1791年),字宏度,号笠湖,江苏金匮(今无锡)人。官居四川邛州时,得卓文君妆台旧址,乃建吟风阁,广征文人吟咏其间,且令优人搬演自编杂剧于其中,作为纪念,辑为《吟风阁杂剧》四卷,包括32个短小精悍的单折杂剧,大都取材于历史、神话或当代故事。或歌颂耿介高尚之士.或表扬廉洁俭朴行为,或阐述为官之道,或揭露鞭挞统治者的虚伪、贪婪、霸道,或谴责不义战争,大都具有讽喻劝惩作用。他还特地仿照白居易《新乐府》的作法,在每个杂剧前面附上小序,说明创作动机。他的杂剧结构严谨,文精炼,案头场上两得其便。32个单折剧之中,常为人乐道的有《发仓》、《二郎神》、《罢宴》、《偷桃》、《荀灌娘》等,堪称清杂剧的压卷之作。

  《发仓》演黄门官汲黯往河东抚恤灾民,途经河南,发现当地连年荒歉,百姓忍饥挨饿。驿丞女儿贾王香劝说汲黯从权矫诏,持节发仓,救活了数百饥民。这出戏真切地描写了灾区黎民百姓的痛苦和官差的凶残,提倡当官应与民作主,不要唯上是从,而应权宜行事。

  《二郎神》演李冰父子擒龙镇水、为民除害的故事,颂扬了降龙伏虎的英雄二郎神,阐明了人定胜天的道理。

  《罢宴》描写宋代寇准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母亲辛勤教养,金榜题名,升任相州节度使,黄封紫诰,夫荣妻贵,忘记了过去清贫节俭的生活。为了给亡母庆寿,盛张筵宴,歌舞连宵,奇珍异宝,堆遍回廊。老仆刘婆闻信后,故意于廊下哭泣。寇准问其故,刘婆答道:“因过廊下,为蜡烛泪滑倒”,遂忆起当年寇母十指缝补,孤灯课子的苦情。寇准鼻酸耳热,痛切悔悟,决定即日罢宴。焦循《剧说》云:“《吟风阁杂剧》中,有寇莱公罢宴一折,淋漓慷慨,音能感人。阮大中丞巡抚浙江,偶演此剧,中丞痛哭,时亦为之罢宴。盖中丞亦幼贫,太夫人实教之。阮贵,太夫人已下世,故触之生悲耳。”此剧脍炙人口,一直搬演至今。

  《偷桃》演东方朔因饥饿而偷吃了几颗仙桃,被王母捉住,要将他鞭杀。东方朔却毫无顾忌,据理反驳,指出:一惯会偷的是神仙,而且偷的不是一般东西,乃日月之精华,乾坤之奥秘。他建议王母不如把满园仙桃尽都施舍凡间,使大千世界的人都能长生不老,岂不是个大慈大悲大方便?!一针见血,痛快淋漓,为被欺压、被剥削的百姓出了一口气。

  《荀灌娘》演东晋时襄阳被围,粮援俱断,太守荀崧无计可施,年仅13岁的荀灌娘为了救国救父,女扮男妆,冲出重围,到梁州搬取救兵。梁州守将周访以自顾不暇为名不肯发兵,荀灌娘舌战守镇,义责周访,终于说服了周访,搬来救兵,杀退敌人,解了襄阳之围。此剧塑造了一个勇敢、机智、精明的女英雄形象,她那见义勇为、临危不惧的豪迈气概为人称道,闪耀着理想的光辉。

  清代杂剧作家大多以写传奇为主,兼顾杂剧创作。同一作家的杂剧成就往往低于其传奇成就,如洪昇的《四婵娟》,以古代才女和闺中韵事为题材,虽偶有讽世之笔,毕竟没有太多的社会意义,不能和《长生殿》相比。“苏州群”重要成员张大复也写了一些杂剧,同样难与他的传奇媲美。后来,又有唐英的《灯月闲情》杂剧四种,桂馥仿徐渭《后四声猿》,舒位《瓶笙馆修箫谱》杂剧四种等,然而终未能扭转杂剧日渐衰微的大局。

  晚清时期,杂剧创作又出现了小高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共收录杂剧40种,其中有的歌颂民族英雄,有的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有的提倡妇女解放,被誉为“慷慨激昂,血泪交迸,为民族文学之伟著,亦政治剧曲之丰碑!”(郑振铎《晚清戏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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