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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元南戏【点击数:


  宋杂剧和金院本虽然具备了基本的戏剧形态,但只保留下来一些名目,还未发现完整的剧本。我国最早有剧本保存下来的是宋元南戏。因此,有人认为南戏是中国最早成熟的戏剧。

  南戏是东南沿海一带土生土长的民间戏剧,又叫“戏文”。一般都认为它首先是在温州一带产生的,因此又叫“温州杂剧”或“永嘉(温州的别名)杂剧”。温州座落在离入海口不远的瓯江南岸,是控带山海、利兼水陆的交通枢纽。这里气候温润,河网交错,物产丰富,风光旖旎〔yini乙你〕,造船、漆器、瓷器、刺绣都很发达。宋室南迁之初,温州一度作为南宋逃亡政权的临时首都,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温州一带好巫风,尚歌舞,里巷歌谣、村坊小、民间小戏极为丰富,社火活动相当兴盛,为南戏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和良好的条件。明代徐渭在《南叙录》中说:“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而为之。”这是颇有见地的。

  早期的南戏结构灵便,形式自由,不太讲究宫调和格律,调婉转清柔,主要在温州一带民间社火活动中大显身手;后来,经过文人加工,流传到城镇和都市,受到宋杂剧的影响,又广泛吸收了唐宋以来各种音乐歌舞、说唱艺术的营养,形成由歌、念、诵、科泛、舞蹈组成的综合艺术。通过人物装扮,能够表现复杂而完整的故事。

  徐渭《南叙录》是最早记载南戏的典籍,内云:“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南戏萌芽于北宋末年,盛行于南宋,至元代广泛流传开来,并和新兴的元杂剧竞秀。当时,江南有撰写剧本的“永嘉书会”、“古杭书会”、“九山书会”、“敬先书会”等民间创作团体,集中了富有演出经验的老艺人和落拓失意的文人,他们的共同创作,为南戏提供了大量剧本。元代中叶以后,一些著名的杂剧作家也纷纷加入南戏创作队伍,如马致远、萧德祥、汪元亨等。元末明初,北杂剧趋于衰落,南戏却得到长足发展,很多文人染指南戏,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上有了不少革新和创造。

  南戏存目约180个左右,有全本流传者仅17本(见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且大多经过明人修改。最早的演出剧目有《赵贞女》、《王魁》等,均已佚失。明《永乐大典》收录宋元戏文33种。八国联军入侵时,残书遭劫,戏文仅存《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三种。它们较多地保存了早期南戏的风貌。其中,“九山书会”编撰的《张协状元》保留了由说唱诸宫调演变为戏剧的痕迹,被人称为戏的“活化石”。

  《张协状元》是一出“负心戏”,它描写四川成都秀才张协,于大比之年忽得奇梦,圆梦后辞别双亲,进京应试。途经剑阁五鸡山,盘缠被强盗洗劫一空,身负重伤,逃进古庙。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多亏王贫女收留救护。在乡邻李大公的说和下,二人结为夫妻。贫女卖发借贷,凑足盘缠,使得张协进京夺魁。但张协高中后,不认前来寻夫的贫女,命人将她乱棒逐出。为了功名,张协又拒绝了王宰相的招赘,致使宰相千金王胜花羞愧而死。张协上任途中,又经五鸡山,再度遇贫女,竟挥剑将她砍成重伤。后来,贫女被王宰相收为义女,再嫁张协。新婚之夜,贫女发现新郎竟是忘恩负义、心狠手辣的张协,当场诉说了往日的恩怨,拒绝成婚。后在王宰相的劝说下,二人才又重谐鸾凤。

  《张协状元》批判了富贵易妻的行为,歌颂了王贫女质朴善良的品格,申张了传统的民族美德。故事完整,情节曲折,人物众多,矛盾冲突跌宕起伏,并穿插许多喜剧性的科诨,以增强戏剧效果。其文质直浅近,活泼自然,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气息和地域风彩。

  《张协状元》采取不严格分折分出,从头演到尾的连场戏形式,时空自由流转,初步形成了行当齐全,唱、念、做、打兼备的综合表演体系。而以人当道具的表演形式,则充分显示出古代艺人的天才创造性,堪称一绝。

  南戏的代表作是“荆、刘、拜、杀、琵”,即:《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琵琶记》五大本。

  《荆钗记》一般认为是元人柯丹邱作,演温州名士王十朋家境贫寒,以荆钗为聘,娶钱玉莲为妻。婚后,王十朋进京应试,得中状元。万俟〔moqi末其,姓〕丞相欲将女儿许配,王十朋拒亲,因此被调往边远的烟瘴之地任职。早就垂涎于钱玉莲的纨袴子弟孙汝权趁机篡改王十朋的家书,伪称王已入赘相府。钱玉莲虽不相信王十朋会重婚,但耐不住继母逼迫改嫁,愤然投江,被福建安抚使钱载和救起,认作义女。后来,万俟丞相势败,王十朋升任吉安知府,回家接母,发誓终身不娶,谢绝钱载和招婿美意。及至荆钗重现,夫妻始得团圆。

  显然,此戏的立意与南戏中大量的“负心戏”颇不相同。宋代实行科举取士,不少寒门出身的读书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们中的许多人地位陡变后,便马上抛弃共过患难的妻子;而权贵们也往往要从新贵中挑选“东床”(女婿),以扩张自己的势力。这种政治性的“联姻”,便酿成富贵易妻的大量悲剧。上面提到的《赵贞女》,写蔡二郎中状元后,抛弃了供养他读书,又奉养他父母的原配妻子赵贞女。赵贞女上京寻夫,蔡二郎竟狠心地驰马将她踹死。后来,天雷殛〔ji集〕顶,轰死了这个歹毒的负心汉。《王魁》则鞭笞了变心的状元王魁,他全然不念资助他读书应试的妓女敫〔jiao角〕桂英的恩情,逼得桂英愤而自裁,化作厉鬼,活捉他的灵魂到阴曹地府问罪。《张协状元》中的张协不报贫女收留救命之恩,竟然挥剑砍伤贫女,后来在权势力量逼迫下才得破镜重圆。这些戏总是深深同情那些受害的女性,对忘恩负义的男人给予无情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表达出人民群众的鲜明爱憎。


  荆钗记

  《荆钗记》也是写这类题材的,却从正面落墨,塑造了富贵不忘糟糠之妻、忠于爱情的正直文人形象。对钱玉莲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美好品德也给予了赞许。全剧以荆钗为主线展开故事,构思缜密,结构紧凑,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其中《刁窗》、《见娘》、《祭江》等出颇为流行。

  《刘知远》又作《白兔记》,作者不详。故事来源很早,宋有《五代史平话》,金有《刘知远诸宫调》。此戏演述五代后汉高祖刘知远与李三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刘知远为财主李文奎牧马,被招赘为婿。李文奎死后,刘知远受到兄嫂李洪一夫妇的欺压,不得已弃家投军,入赘岳节度使府中,并以军功升为九州安抚使。其妻李三娘在家饱受折磨,磨房生下儿子“咬脐郎”,无力抚养,托人送往军中。16年后,咬脐郎在刘知远身边长大,成为一位英姿飒爽的小将军。一次出猎,因追赶白兔,与正在井台汲水的李三娘相遇,才知道是自己的母亲。咬脐郎回营,诘问刘知远,促成合家团聚。此戏以肯定和同情的态度描写了刘知远青少年时的潦倒和屈辱,投军后的艰辛与苦楚,未发迹时的挣扎与奋斗;同时也批判了他发迹后的志得意满,对发妻李三娘的“短倖薄恩”。剧本以饱蘸感情的笔触描写了李三娘既遭哥嫂迫害,复被知远遗弃,在孤独寂寞、凄风苦雨中忍受熬煎的悲惨命运。揭示了封建家庭内部的矛盾,以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刘知远》前半部分写刘知远和李三娘由合到分,后半部分写二人由分到合,中间穿插窦公送子,为咬脐郎的成长、出猎和合家团聚埋下伏笔,针线颇为细密。其词“极古质,味亦恬然,古色可挹〔yi益〕。”(吕天成《品》)“指事道情,能与人说话相似,不假采绚饰,自然成韵。”(《海总目提要》)其中,《磨房产子》、《窦公送子》、《出猎回书》十分流行。

  《拜月亭》,又称《幽闺记》,大都认为是元代施惠(君美)根据关汉卿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改编。故事发生在金末,金主昏庸,听信奸臣聂贾列的谗言,杀害了主战大臣陀满海牙全家。海牙之子陀满兴福得秀才蒋世隆搭救,二人结为兄弟。蒙军进攻中都(今北京),金国兵部尚书王镇的女儿王瑞兰逃难时与母亲失散,邂逅〔xiehou泄后〕书生蒋世隆,结为患难夫妻。蒋世隆的妹妹蒋瑞莲与哥哥失散后,被王镇夫人认作义女。王镇和番归来,在招商店巧遇女儿王瑞兰,嫌蒋世隆贫穷,将两人强行拆散,和夫人、瑞莲一同回到府中。王瑞兰日夜思夫,拜月亭下吐露衷情。后来,蒋世隆、陀满兴福分中文武状元,同被王镇奉旨招婿。世隆和瑞兰开始拒接丝鞭,及至证实乃是昔日被拆散的患难夫妻时,惊喜交集,破镜重圆,蒋瑞莲亦与陀满兴福成婚。

  《拜月亭》热情歌颂了王瑞兰与蒋世隆在患难中经过相互了解而产生的真挚爱情。王瑞兰不是那种“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的苟且女子;也不是那种柔弱而无主见的女子。她对蒋世隆热烈中有冷静,泼辣里见矜持。为捍卫来之不易的爱情,同专横跋扈、势利虚伪的父亲展开了不妥协的斗争。尽管这出戏最后还没有摆脱生旦大团圆的结局,但它相当真实地描写了我国北方各族人民在战乱中经受的骨肉分散、颠沛流离的苦难,多方面表现了人们在危难中相互扶持的美好情感。通过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揭露并批判了悖情谬理的封建礼教。

  《拜月亭》的故事发生在战乱之中,充满悲剧色彩。作者以偶然性避免悲剧性结局,借喜剧性的巧合来突出人们对美好事物的祝愿和对封建礼教的嘲讽,使人感到妙趣横生,真实可信,成功地将悲剧色彩与喜剧氛围融合。特别是“拜月”一出,在悲与喜的转换交替中,细腻入微地刻画了人物的心理性格,揭出姐姐原是嫂嫂,妹妹又是小姑的真情,产生了引人入胜的戏剧效果。《拜月亭》的语言质朴自然,炉火纯青,于本色处见文采,譬如“歧路相泣”一出,王镇夫人与蒋瑞莲在逃难途中,以唱代白,情景交融,“委疑天造,岂曰人工?”(李卓吾对《拜月亭记》容与堂刊本的总批)有人甚至认为,《拜月亭记》超过了《琵琶记》,可以和《西厢记》媲〔pi辟〕美。

  《杀狗记》,一般认为是明初人徐畛〔zhen真〕根据元人萧德祥《王脩〔xiao消〕然断杀狗劝夫》杂剧改编,然后又经过冯梦龙加工润色而成。它描写孙华受狐朋狗友柳龙卿、胡子传挑拨,与同胞兄弟孙荣失和,将孙荣赶出家门。孙华之妻杨月真屡劝不听,便杀了一条黄狗,伪装成死尸放在门口。孙华深夜酒醉回家,看到尸首后十分惊惧,忙去找柳、胡帮忙,两人都托拒绝。孙荣却不记前恨,把尸首背到城外掩埋。孙华深受感动,幡然悔悟,兄弟和好如初。本剧运用对比手法,阐明了交友要慎,守业不易的人生道理,批评了浇薄的世风,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但“孝友为先”、“亲睦为本”、“妻贤夫祸少”等封建说教充斥剧中。孙荣和杨月真的形象,也不够生动丰满。


  拜月亭

  《琵琶记》,作者高明,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后人称他为东嘉先生,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约生于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约卒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高明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辈由宋入元,怀着亡国之恨,不曾居官。但年轻气盛的高明决心通过科举途径实现经时济世的抱负,于是发愤读经,中了进士,踏上仕途,做到江南行台掾、福建行省都事等职。由于他清廉自守,耿介刚直,看不惯黑暗的官场和腐败的吏治,以致数忤〔wu午〕权贵。后来,终于解官辞归,隐居庆元(今宁波)城郊栎〔li利〕社沈氏楼,闭门谢客,专心著述。高明“长才硕学,为时名流”,交游很广。工诗文文有《柔克斋集》20卷,戏文有《闵子骞单衣记》(已佚)、《琵琶记》。

  《琵琶记》写的是蔡伯喈与赵五娘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说唱、院本、早期戏文均有此目,都把蔡伯喈写成“背亲弃妇”、身遭雷殛的负心汉;《琵琶记》袭用了原有故事的大部分情节,并进行了根本性改造,把蔡伯喈改塑成软弱、动摇、怯懦的“违心郎”。剧本演书生蔡伯喈新婚两月,正赶上皇榜招贤,上司推荐,父亲强逼,在“子不听父言是为不孝”的训斥下,他只得含泪告别娇妻,进京赶考。高中状元后,他再三请求辞官,回乡侍奉父母以尽孝道,但皇帝不准,强令他留在京城做官。在“臣不遵君命是为不忠”的压力下,他勉强戴上了乌纱帽。牛丞相要招他为东床快婿,他再三推辞不下,无可奈何,只好入赘。身居相府,享不尽荣华富贵,面对着美貌贤淑的牛小姐,他却愁眉不展,长吁短叹,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蔡伯喈“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他对双亲生不能养,死不能葬,停妻再娶,都是迫不得已的。就这样,剧本通过“三不从”(“三强为”)情节的设置,开脱了蔡伯喈的罪责,把批判的锋芒转向了牛丞相和“君亲”。牛丞相凭借手中权势,只顾自己招得快婿,生生拆散蔡伯喈和美的家庭。当朝皇帝则以“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相逼,要他忠君报国,屈从“师相”婚事。强大的封建势力使蔡伯喈一步步走向困境,使蔡家陷入悲惨命运。

  高明的改塑,当然有为历史上的蔡伯喈翻案的动机,有通过“子孝共妻贤”宣扬并提倡封建道德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借这段历史故事,抒发难以排遣的满腔忧愤。高明借蔡伯喈之口,一再沉痛地表示:“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爹娘。”“文章误我,我误妻房。”这不仅流露出菲薄名利、眷恋天伦田园之乐的思想,而且点明悲剧的根源在于赴试求官。剧中充满了对科举制度、仕宦道路的厌恶和批判,寄托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体验与思考。

  《琵琶记》最为动人之处是对赵五娘命运的描写。赵五娘是苦难的化身,是中国古代劳动妇女的缩影。她不慕荣华富贵的生活,不同意丈夫去应试。丈夫走后,时遇荒年,公婆年迈,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她的肩上。领了一点赈济粮,又被里正(乡官)抢走。自己吃糠,把米饭留给公婆,反遭公婆误解。公婆死后,无钱埋葬,她剪下头发,沿街叫卖。罗裙包土,自筑坟台。最后,又画下公婆遗容,沿途弹奏琵琶卖唱,进京寻夫。剧本突出刻画了赵五娘的善良、温柔、勤劳、朴实、任劳任怨、坚韧不拔等优秀品质,以及自我克制的牺牲精神,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琵琶记》全剧42出,结构宏伟,构思精巧,两条线索相互交叉,波澜起伏地向前发展:蔡伯喈步步陷入功名富贵的罗网而不能自拔,赵五娘于水深火热之中日益艰难而无法摆脱。于是,一边是赵五娘临妆感叹,在家苦守;一边是蔡伯喈独占鳌头,春宴杏园。一边是灾难临头,赈粮被抢;一边是良辰美景,洞房花烛。一边是背着公婆吃糠咽菜;一边是荷花池旁饮酒消夏。一边是“黄土伤心,丹枫染泪”,罗裙包土筑坟台;一边是长空皓月,思念家乡梦里人。一哀一乐,一悲一喜,一贱一贵,一贫一富,两两相衬,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对比中,刻画出蔡伯喈和赵五娘的不同心境和性格,使人对赵五娘的遭遇产生无限的同情。历代家常把《琵琶记》与元杂剧中的《西厢记》并称,给予高度评价。明末王思任甚至认为:“《西厢记》易学,《琵琶记》不易学。盖传佳人才子之事,其文香艳,易于悦耳。传孝子贤妻之事,其文质朴,难于动人。故《西厢记》之后,有《牡丹亭》继之。琵琶之后,难乎为继矣。是不得不让东嘉独步。”(毛声山评本《琵琶记》)

  《琵琶记》的语言朴素、本色,以口头语写心间事,委婉尽致。描写物态,栩栩如生。尤其是赵五娘吃糠时唱的“孝顺歌”,更是脍炙人口。赵五娘由糠的难咽,想到自己的身世。以糠和米一贱一贵,生生被扬作两处,比喻夫妻间不同的命运,触物伤情,倾诉了心头无尽的怨艾。传说高明写到此处时,案上的两只烛光合而为一,交相辉映,堪称神来之笔。

  尽管《琵琶记》还有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如有些情节欠合理,牛小姐的形象概念化,缺乏真实感等,但它不愧为南戏中兴后的第一杰作,在戏曲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数百年来,一直活在戏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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