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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敦煌”——房山石经及云居寺【点击数:


  云居寺位于北京市房山西南白带山山麓,距北京城75公里处。白带山属太行山脉,海拔约500米,因山顶常有白云缭绕而得名。山中凿有石室,储藏着历代石刻佛经,故又称“石经山”。

  房山石经始刻于隋朝,迄于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以盛唐、辽、金时期所刻数量最多,分别藏于石经山九个石洞及云居寺西南的地穴中。

  刻经创始人静琬(公元?—639年)为隋唐之际幽州沙门。从其发愿刻经到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去世的30多年中,从未间断。所刻经典有:《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维摩经》、《胜鬘[man蛮]经》、《金刚经》、《佛遗教经》、《无量义经》、《弥勒上生经》等10余种。石刻经版的编制方法,是根据1989年在石经山雷音洞前石栏杆下出土的一方残碑铭文(唐武德八年,即公元625年刻)内容进行的。经研究,铭文是静琬刻毕《涅槃经》后的题记。其中记载《涅槃经》共刻了81石,分为六个组。按1、2、3、4、5、6组顺序排列,每组刻石数分别为17、20、18、11、12、3石。经文刻制顺序,始于第一组各石的正面,待正面刻满经文后,转向各石的背面继续刻,刻满后则转向第二组各石的正面,以至背面。依此类推,直到第六组的各石刻满为止。在房山全部石经中,采取分组并于正反面刻经的,只有静琬的石刻《涅槃经》。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刻《大方广佛华严经》时,用石177块,始刻时也将前七石划为一组,采用刻满正面再在背面续刻的方法,但从第八块石开始,不再划分组,而是以一石为单位,刻满正面后转向背面续刻,依此类推,直到最后一块石止。从刻经方法的变化,可说明《华严经》是紧接《涅槃经》之后而刻。静琬所刻经文,只是选刻了一些大乘佛教经典,并非事先编好目录然后再刊刻全部。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静琬圆寂后,其弟子玄导及仪公、慧暹(有的称“暹公”)、玄法又相继主持刻经。玄导刻有“四部经律”,即《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思益梵天所问经》四卷、《佛地经》一卷,另一部可能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刻经时间大约在唐太宗后期至高宗时期,所刻经典,可视为房山的第二批刻经。

  玄导没世后,仪公继之。仪公主持刻经时间约在武周时期(公元690—704年)。这一时期所刻经石,至少有: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庞德相《金刚经》,天授三年(公元692年)刘行舆造《佛说当来变经》、《施食获五福报经》,长寿三年(公元694年)沙门正智造《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张任德造《佛说观弥勒上生兜率经》及周奭造《佛说菩萨投身饲饿虎起塔因缘经》等。这批石经可视为房山刻经的第三批。

  仪公去世后,慧暹继之。慧暹主持刻造的经典,首先是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梁践悊〔zhe哲〕刻的《心经》和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刻的《佛说恒水流树经》、《药师经》等。然后是新经堂完成后,开始刻造的以金仙公主所赠新、旧译经为底本的几部大经,如《正法念处经》、《大方等大集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其后刻有《大集经日藏分》、《大集经月藏分》等。这些可视为房山刻经的第四批。

  第五批刻经,主要是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据云居寺有关碑铭“题记”分析,其始刻的年代为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个别的可能早到开元末年(公元741年)。有唐一代刻了500余卷(其余八九十卷为辽代补刻)。刻经包括《妙法莲华经》、唐玄宗《御注金刚般若经》、《梵网经》、《大乘流转诸有经》、《金刚三昧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

  第六批刻经,主要是指晚唐时期的刻经。据“题记”所载,晚唐时期驻幽州的都督府长史对刻经事业均比较热心。如杨志诚于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刻了《父母恩重经》。幽州都督史元忠于开成元年至五年(公元836—840年)前后刻经31条,计61卷。张允伸于大中八年至咸通四年(公元854—863年)刻了石经90条,几乎每条经碑都有年月题记。不过史元忠、张允伸所刻多为小碑,并前后重复,说明他们刻经尚无计划。隋唐时期刻经,均未刻千字文帙字。

  辽金时期,刻经事业得到较大发展,在皇帝的亲自过问下,其规模更大。辽代一边编辑《契丹藏》与宋朝抗衡,一边又续刻石经。首先,自辽圣宗太平七年(公元1027年)开始续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最后部分(即五二一——六○○卷),于兴宗重熙十一年(公元1042年)完工。此后,接着续刻《大宝积经》120卷,于辽道宗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完成。至此,石经山四大部经的镌刻工作全部结束。其中成绩突出者为通理大师。他于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十年(公元1094年)率门人刻经版44帙、4800片。在金代,主持刻经的有见嵩等人。

  辽代刻经初期如同唐代,未用千字文编号,直至辽兴宗于重熙十一年(公元1042年)刻《大宝积经》时才有变化。即在其卷31、第二石背面、碑额位置中间,首次发现用千字文编号的“鸟”字(可能与辽道宗时开始编《契丹藏》有关),不过,在这10卷中并非每面均刻“鸟”字。据统计,《大宝积经》卷31—40经文,刻石32片,计64面,刻有“鸟”字编号者仅30面,未及半数;其后之卷41—50,刻石29片,58面,刻千字文编号“官”帙者,只23面。直到重熙十七年(公元1048年)三月,刊刻至卷51时,于第一石背面刻“人”字帙开始,才真正走向正轨,即用千字文编号了。估计当时辽兴宗编刊的《契丹藏》已付梓,可以它作为刻经底本的原因。

  静琬始刻经文时,采用什么底本,已无从查考。但从“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金仙公主为奏圣上,赐大唐新旧译经4000余卷,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送经京崇福寺沙门智升”(见石经山王守泰《山顶石浮图后记》)的记载看,静琬刻经必是选采官方校正无讹的正本,石经山此后的刻经,亦必是以此为底本无疑。时至辽代前期,《契丹藏》又编就梓行,那么此后的石经山刻经,必然是以《契丹藏》为底本。为此,石经山刻经对校勘其后所印刷藏经中的误写、误刻、脱落、篡改等错误,必然是最佳范本。

  辽代刻经用材,比较统一完整,但也有所变化。从道宗清宁五年(公元1059年)始刻的千字文“菜”帙至“可”帙,都是用中型碑版,高约160厘米,宽约65厘米,直到大安时期(公元1085—1094年)山上各洞藏经已满为止。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通理大师来到云居寺,在主持刻经的过程中,对经版用料加以改革。大碑改为小碑,将《契丹藏》卷轴式之一纸改为石经版之一面,每面27行,每行17字,经题、卷次、编号、帙字统一规格。这一变革,既便于取材,又易于搬运、校勘。故此,刻经速度加快,只用两年时间便刻经44帙。这种碑型版式一直沿用到金代。至今用这种小碑拓片与出土的《契丹藏》残卷相对照,发现两者的行数、字数、帙字完全相同;故而反过来又证明房山辽金时代刻经,的确是《契丹藏》的复刻本。

  总观房山石经,可归纳为如下三方面特点:

  形制方面。隋唐时期(包括辽代初期)所刻石经,一般多为碑式,尺寸较大,正、背两面连续镌刻,无统一规格,书者、镌者、施者之姓名时有时无,无定式。辽金时期,则以小碑经版为主,体有定式,碑宽多在76—80厘米之间,高多在30—40厘米之间,两面刻字,每面行数、字数都大体相同。经石正面、背面都有经题、页数和据《千字文》顺序编的帙号,各卷首页均刻有作者名字。每卷经石块数依次序镌刻,卷次分明,上下连续,似若木刻经版,有的还在经石的尾部刻上本块石刻字的数量、镌者姓名。尤其是云居寺南塔前压经塔下地穴中所藏小经石,更具有这种特点。

  内容方面。隋唐时刻经1000余卷,其中以大乘佛教经典为最多,小乘经籍仅有百余卷,大、小乘律和大、小乘论各数卷,密教经典约有20余部,多为一卷的小部头经,有的还是重刻。辽金时期所刻石经,则以辽《契丹藏》为底本,按《千字文》顺序编号,重点选刻,共刻了2000余卷,内容虽仍以大乘佛教经典居多,但密教经典有所增加,达50帙(约500卷)之多,可见这时密教之兴盛。

  文字方面。晚唐所刻石经颇多简体字和别体字,如“無”作“无”、“尔”作“尒”、“來”作“来”、“號”作“号”、“輭”作“耎”、“網”作“网”、“圍”作“围”、“莊”作“庄”、“碍”作“□”等,有数十字。这和当今所用的简化汉字或相同或近似,可见汉字简化早有传统。

  房山云居寺石经刻制完工后,隋唐时期所有经版,均储于小西天九洞中,辽金时期则大部分藏于寺中南塔下,小部分藏于九洞中。各洞藏经版数:一洞1131石,二洞1091石,三洞333石,四洞164石,五洞146石,六洞200石,七洞285石,八洞819石,九洞390石。洞外残石419石。南塔下10082石。共15060石。

  关于各藏经洞的名称号,均按1、2、3、4、5、6、7、8、9的顺序排列,共为九洞。这项工作是1950—1958年,中国佛教协会对房山石经发掘整理时进行的。编号是按现存各洞的地理位置,本着由下而上、由南向北的顺序重新命定的。所以,各洞的新定名称与其本身开凿时间的早晚不相一致。此外,房山石经为静琬始刻,因而有人就误认为藏经洞也为静琬首凿。其实不然,据“题记”所载,藏经洞既非一人所开,也不是一个时期所凿,而是长期经营的结果。现据有关材料,对九洞开凿史做一简略叙述。

  第一,华严洞(新编第五洞),又名华严堂、石经堂,俗称雷音洞,位于小西天现存洞窟的正中,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内有隋代雕刻的石柱4根。柱四周雕造涂金小石佛1056尊。堂中有穴,穴藏石函,函内存佛舍利3颗。石函题刻文曰:“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学术界公认此洞开凿时间最早,有人还认为是静琬所凿。但据“题记”分析,静琬凿之说,值得商榷。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公元1005年),沙门智光撰《重镌云居寺碑记》曰:“……待至慈氏,东方震旦,燕城西南,十余缮那至云居寺,按《范阳图经》,智泉寺僧静琬见白带山有石室,遂发心书十二部经,刊石为碑。”《碑记》中明确指出,静琬初到白带山(即石经山)时,就看见有“石室”的存在,因而见景生情,发愿刻经永久贮之。可见,华严洞原已有之,只不过为静琬所利用而已。当然不可否认,此洞经过静琬加工或修饰后才具有现在的规模。它不仅成为藏储经版之所,而且成为瘗[yi 益]藏佛舍利、举行佛事活动的场地。那么华严洞始凿或始饰于何时呢?唐朝刘济撰《涿鹿山石经堂记》载曰:“济封内山川,有涿鹿山石经堂者,始自北齐。至隋,沙门静琬睹层峰灵迹,因发愿造十二部石经。”可证,华严洞始凿或始饰于北齐(公元550—577年)。

  第二,新编第七、第八洞。藏于新编第七洞的《涅槃经》和藏于第八洞的《华严经》,都是静琬发愿所刻的12部经之一。《涅槃经》又明确记载完成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因此,第七、第八洞应为静琬于唐初所凿的最早洞室之一。

  第三,新编第一、第二洞。惟良书《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载曰:“有上座暹公者……乃购垂石、执坚钢、□峭□[yan演]、填深陴[pi 皮],□为佛经西天乃□□□□□□□□于旧堂之下更造新堂两□,其始皆削青壁,不骞不崩,卜其可□功以无竟……。”慧暹是静琬以后刻经事业的第三代继承人,活动于唐玄宗开元时期。此碑立于“开元□四年”可为其证。其碑又正好发现于第一洞。因此,从各方面分析都可以断定:下层新编之第一、第二洞,就是慧暹所凿的“新堂两□”,是仅晚于新编第五、第七、第八洞的第三代藏经洞。此外,从碑文中称“旧堂”、“新堂”,也可证明它们是与华严堂一脉相承的洞穴。

  第四,新编第三、第四、第九洞。在新编第三、第四洞的藏经中,有《大般若经》卷105至卷192的大量刻经。这些卷次的刊刻时间,多在唐乾元、大历、建中时期(公元758—783年)。又从洞中所藏其他诸经“题记”分析,第三洞藏经多为唐代前期刻经,第四洞藏经最早为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刻经。估计第三洞可能凿于7世纪前期,第四洞可能在7世纪后期。第九洞藏经主要是唐代中期刻经,估计该洞可能凿于7世纪后期,或8世纪初期。

  第五,新编第六洞。洞内主要藏有明代刻经,并有董其昌题“宝藏”匾额。因此,有人认为该洞为明代所凿。但洞中又贮藏有唐开元年间题记的碑多方,所以,此洞到底凿于何时,仍需进一步研究。

  房山石经的镌刻和储藏,历史久远,与其同时建造的云居寺,历史也可谓漫长。刻经需要寺,寺因刻经而更兴旺发达,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关于云居寺的始建时间,许多人认为是静琬刻经时所建,其实不然。据辽天庆七年(公元1117年)《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石经云居寺释迦佛舍利塔记》载:“案诸传记并起寺碑,原其此寺始自北齐(公元550—577年),迄至隋代,有幽州智泉寺沙门智苑,……发心磨莹贞石镌造大藏经,以备法灭。”可知云居寺始建于北齐。再参照“涿鹿山石经堂者,始自北齐”的记载,以及北齐时邺都佛教、佛学、刻经盛况,云居寺和华严堂均始于北齐的说法是可信的,只是具体建造情况难考。

  关于唐临《冥报记》所载静琬修建云居寺的故事,剔除其穿凿附会部分,利用其合理的材料,则可证明静琬当时在选中了石经山和原有洞穴,发愿刻经久贮的同时,确实还扩建了云居寺,正如《冥报记》中所言:“苑尝以役匠既多,道俗奔凑,欲于岩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寝屋,而念木瓦难办,恐分费经物,故未能起作。……山下有大松柏数千株,……苑乃使匠择其木,邑里喜悦而共助造堂宇,顷之毕成,皆如其志焉。”这应是云居寺的第一次扩建而不是始建。从其有佛堂、食堂、寝室,能满足役匠既多的要求,用料又达数千根等判断,当时扩建的规模还是不小的。其后在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题刻中,就首次出现了“云居”二字。

  9世纪中期,云居寺又再次扩建。何筹撰《大唐云居寺故事主律大德神道碑铭并序》曰:“大德……曾于本院,别起道□(坛),请高行数人,转藏经七遍。……大和九祀(公元835年)秋下旬有三日示疾,归寂于本寺东院。”

  辽代,在穆宗耶律璟的积极支持下,云居寺又得到一次大规模的修建和扩建。寺内“题记”载:“皇朝应历十四载(公元964年),寺主苾蒭[bi chu 必除](即比丘)谦讽完葺一寺,结邑千人。请右补阙琅玡王公作碑,其文称最,或传于竹帛,或记于肺腑,或诵在口者众矣。”“和尚则历纲维、典寺事,见风雨之坏者及兵火之残者,补政绍隆,迭有次序。以坛物毕萃于十方,故建库房一座,五间六架;以庖人可供于四众,故建……。”可知谦讽和尚数十年间,先后主持建造了佛殿、讲堂、经房及附属建筑物等,大小共计67间有余。可惜的是,“因兵火遂至伤缺”。因此,出现了“补缺子诸行宫都部署判官都官员外郎赐紫金鱼袋教(即王政子王教),念先人遗迹,出俸钱再修”之事。

  到了金代,云居寺再次修建、改建。据《谦公法师灵塔铭》云:“大定二十五年(公元1185年)有兹院大众、本里坛信以施。……施者重修廊宇,别建僧庵,西序东厨,焕然顶新。”

  元明时期,云居寺只有一些小型修缮活动。《游小西天记》载:“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二月中旬,际遇□□大石窝开塘取石,督工之暇,观其殿像倾废,故发诚心,佣工重建,复将□□□置于内,加以粉地,绘画其上,如此焕然一新,将见神有所依,人有所仰……。”

  综观历代记载,云居寺从始建至1940年前后被日本侵略军全部焚毁,至少有五次大的修建和扩建。现已在云居寺废墟上建立文物库房,对塔及石经进行保管整理。

  与房山云居寺塔同时或前后修建的各类塔,从唐至辽代大约有10余座,形成了当地著名的塔群。至今尚存的有七座,最早的一座为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王璬〔jiao皎〕造石浮图,最晚的一座为辽天庆八年(公元1114年)建造的小型八角石塔。 目前在云居寺的北侧尚存一座辽塔,其四隅分别建有精美的小石塔,建筑年代分别为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可见北塔塔基应是唐代遗迹。现存正中北塔将楼阁式、覆缽式二者结合为一,形制较异。有人认为再将四隅小塔统一起来观察,则是金刚宝塔的雏型,可备一说。云居寺各塔中,多数塔身都有浮图或题记,是研究石经山和云居寺的重要资料。


  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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